张爱玲(1920年9月~1995年9月），原名张煐，十岁时被母亲像“拐卖人口一样”硬送去学校，注册时嫌其名字叫不上口，便将自己的英文名“Eileen”胡乱译作“爱玲”，作为她的学名。

张爱玲从小到大，从小学到大学，总是很孤僻，看上去很呆滞的样子。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她只是在一旁冷冷地、用挑剔的眼光打量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人和事。性格使然，她也因此拥有独特的视角去看待人性。张爱玲的这种性格并非天然的，而是与其出生和背景有关。众所周知，她的身世赫赫有名，外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皆是清末名臣，然而这一切除了血缘上的，似乎和她一点关系也没有。到她父亲这一辈，朝代迭换，家道败落，社会变革，家族的风光与荣耀张爱玲半点都没有感受到，相反还要忍受继母的虐待和父亲的暴力甚至软禁、以及母亲的出走海外、佣人的嘲讽。她的童年是灰蒙蒙的，觉得自己是被家庭边缘化的孩子。

父亲对她唯二的好处，一是请先生在家教她和弟弟念私塾。张爱玲深厚的古文学功底，以及古典文学对她作品的影响，与她早年的私塾教育是分不开的。二是父亲也是喜爱文学作品，因而家中有各种各样的报刊杂志等，这对张爱玲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父亲作为清朝遗少，习惯生活在先人的荫蔽下，已经与当时的社会脱节，对孩子的教育也始终信奉于旧式教育，不允许她和弟弟上公立学校。她的母亲是走出去的人，不得已从海外回来，像“拐卖人口一样”硬把张爱玲送进了公立小学，至于弟弟张子静，仍被父亲留在家中。母亲似乎对张爱玲更偏爱一些，但似乎又与母爱无关，将她从父亲身边夺回送进学校，甚至鼓励她从家中逃出来到自己身边，也不过像是在圆自己的淑女梦，对张爱玲进行淑女公式化的培训。张爱玲根本无意成为什么淑女，母亲在发现这一点后，又撒手去了国外。

无论在父亲处，还是在母亲处，张爱玲都没有安全感。父母没有共同语言，长期感情不和，最后协议离婚，多少让她茫然无措，反而在姑姑张茂渊处有种归属感，所以她对家人甚是冷漠，唯对姑姑最亲，后来也是长期与姑姑住在一起。

她的家庭环境不健全，性格孤僻也就可以理解了，也不管她的父母亲各有什么目的，最起码她的教育没有被忽视和耽误，而且还是完备的。开始接受的是旧式的私塾教育，后来接受的西式教育，中西合璧的教育经历无形中让她的文学作品也有一种独特的风格。

她的读书之路也是一波三折。小学中学尚可，作文突出，大概十二、三岁就在校刊上发表文章了。在圣玛利亚女校，她成绩优异，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考上圣约翰大学出国留学，但考试时，作文尤其优秀的她竟然国文不及格，与圣约翰大学失之交臂。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张爱玲的自信，她继续努力，最终考取了英国伦敦大学。恰又逢太平洋战争爆发，无法赴英，只好改入香港大学。

误入港大的张爱玲目标依然非常明确——出国深造，所以她学习异常刻苦认真，不管什么课，不管喜欢不喜欢，凡是对前途有影响的她从不敢怠慢。她不是特别聪明，也不是捷才型的学生，但她深知好成绩、高分的实际意义，为此她放弃了闲暇游玩的时间，也暂时放弃了写小说的嗜好，发奋用功学习，几乎门门功课第一，实在是妥妥的学霸一枚。但是，大三那年，港战爆发，日本攻陷了香港，她一下子又失去了安全感，在目睹和经历了战争的一些景象后，她不禁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迷茫，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上海，那年是1942年。与此同时，她又拿起了笔，决定进入文坛，买文为生。实际上，她除了写文章写小说，什么都不会。

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张爱玲凭借《沉香屑-第一炉香》正式踏入文坛，一鸣惊人。随后频频有佳作现身各大知名报刊，一发而不可收，顿时引起当时文坛大咖们的密切关注。著名的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虽然各有褒贬，但也深为张爱玲的才华所惊叹。

虽然没能按照预定计划出国深造，但学业上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多年的勤奋读书给她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促使她形成了稳定的人生观。再者，那时的香港说好听点是贯通中西、颠覆传统的地方，其实就是个不中不西、半土半洋、缺乏传统的小殖民地，港大三年，张爱玲虽然计划抑制了好奇心，但是“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而她回到上海后，在作品中将上海与香港糅合在一起，用上海人的眼光看香港，因而她的作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特殊的身世背景，独特的生活经历，使她孤僻自傲，又使她早熟内省，也使她拥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实际上，张爱玲的生活天地狭小，交际圈子不大，生活阅历也并不丰富，来往的朋友除了炎樱就是苏青，最多再加一个胡兰成，而且她也没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她的作品纯粹是时代的映射。与其说她写的是小说，不如说她写的是人生、是生活、是经历、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她把自己有限的人生阅历化作深刻的人生体验，把自己的生活经历与小说中的情节一一对应，把自己的感受寄植于不同人物的身上，把个人的人生体验通过文学表达出来。所以她的作品大多描述旧式生活的家里日常，那应该是她小时候的生活场景。没有大起大落，近乎平铺直叙，主要人物都是遗老遗少、小资产阶级，事情不外乎恋爱婚姻之类的俗人俗事，从中可以嗅见一种阴暗、腐朽的味道。但就是这些平淡无奇、近乎无聊的文字中，却也可以感受到一种事实的人生味。而且，当代作家王安忆在《世俗的张爱玲》中说，其实张爱玲一直把自己隐藏在小说背后，只是有一次没藏好露了真身，《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在电话里向白流苏念《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完全像似张爱玲自己在说话了。

张爱玲的小说写作技艺是深得傅雷赞赏的，这一点由《论张家玲的小说》中的就可以看出。一方面张爱玲自小就饱读诗书，深受《红楼梦》《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古典文学的影响，而且她读书与一般人不同，对于一些情节方面并不太关心，对一些细节方面比如人的穿着、言语以及一些字句特别美的地方尤感兴趣。另一方面她接受西式教育的时间比较长，写作技艺又深得西方文学的精髓，因而她的作品既有时代的印迹和沧桑，又有现代文学的意味和美感。她善于将人物的心境与当下的环境相结合，运用大量形象生动的意象和譬喻，很容易让读者进入人物的内心——抑或是她自己的内心，同时，她还炼词炼句，精雕细琢，文字有一种浓艳的玲珑之美，谈不上清新，却有一种鲜艳夺目的画面感。读她的文字，往往能从华丽的词句后面透出一股悲凉。

如此善于用优美的文字表达环境、映射心境，实际上，环境对张爱玲的影响又有多大！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家庭环境，学生时代的成长环境，包括当时的社会环境、战争环境，莫不对张爱玲产生巨大的影响。她所生活的上海沦陷区在日本人的控制下，人物关系复杂、暗流涌动，明争暗斗，政治相当敏感，言论自由是不存在的。特殊环境下，不少作品都以民族性为本位，当然不可能名言正顺公开发表，而且权威的报刊杂志其后的背景也是相当复杂，此时，纯文学作品的缺乏可想而知。好在张家玲是个个例，她对政治没有半点兴趣，一生的兴趣只在文学，所有作品皆以个人为本位，不涉政治，不谈民族，这无异于沦陷区的一枝奇花异朵。“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在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张家玲就是傅雷所说的“奇花异卉”，她的出现令大众措手不及，在上海滩一炮走红也就不足为奇了。“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事实上，张爱玲自己大概也清楚得很，过这村没那店，此时不”趁虚而入”更待何时。

就在大红大紫、风头正劲的时候，胡兰成出现了。这个人亦非泛泛之辈，文字方面也颇有些功力，还主办过报刊。偶然间看到张爱玲的文章，原本是躺在藤椅上的，突然间坐直了，当时便有“一睹芳容”的冲动。向苏青讨来地址，当然第一面没见着，只从门洞里递进一张字条。因为张爱玲不善交际，素不见客，除非如炎樱那般的亲密朋友，见她一面实属不易。但令人没想到的是，随后张爱玲竟然主动到胡兰成家里去看他。这确实让人有点不解，也许是平时能与之交谈的人太少了，与胡兰成倒是有些共同语言，而且是异性。前面说过，张家玲的生活圈子很小，人生阅历不多，恋爱婚姻方面更是一片空白，加之才华锋芒毕露，性格孤傲冷漠，能和她说上两句话的异性恐怕不多，胡兰成是为数不多中的一个。刚开始是胡兰成说，张爱玲只是听着，但随着二人熟悉，便是张爱玲说了，胡兰成竟插不上嘴，而且越听越佩服，越听越汗颜，越听越觉得自己虽然也读过不少书、写过不少文章，但在张爱玲面前却只有附和跟随的份，“那书里的人物好像一个个都和她认识似的不停地和她打招呼”。

二人两情相悦互相吸引，本无可厚非，但胡兰成比较特殊，不说他的贫苦出生和年龄问题，单是他的身份就令许多人反感——汉奸。他替日本人做事张爱玲是知道的，也知道时局动荡之下做汉奸的结果，也知道胡兰成是有家室的。但她素来我行我素，自己无政治立场，别人的政治立场自然也就和她无关，爱就爱了，什么身份、干什么的都不重要。也许这是她敢爱敢恨的性格，也许是她太缺乏安全感、太需要爱了。

在今天看来，胡兰成的品德也存在很大的问题。认识张爱玲时他已经是有妇之夫，而且还常常携娼妓玩耍，与张爱玲交往也并没有要与之结婚的打算，说白了，张爱玲就是当时的“小三”。后来他的原配妻子知道了他与张爱玲的关系后主动离婚，他方才回过头来与张爱玲签下一纸婚约，炎樱算是证婚人吧。按道理既然结婚了，那就恪守夫妻之道吧，可他仍和以前一样处处留情，且有纳妾的打算，还正儿八经的和张爱玲商量纳妾事宜。大多数时间，张爱玲已经成为胡兰成在外招摇炫耀的资本。就连著名作家亦舒也说“这胡某人不上路”。就是这样一个人偏偏就让张爱玲魂不守舍、牵肠挂肚，即使是在新政府成立，胡兰成作为汉奸逃亡外地的时候，她仍千里寻夫。她如此的情深意重，胡兰成却在逃亡之地早已另觅佳人一起生活。这前后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张爱玲终于彻底失望，但即便是与他已经一刀两断，还是送他一笔钱助他继续逃亡。相比胡兰成的薄情寡义，张爱玲对他可谓是仁至义尽。原本是年少无知，后来是胸襟开阔，想得开了。

相比之下，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赖雅就要厚道多了。当时张爱玲初到美国，人生地不熟，急需有个地方立足安身，正好遇上同样是作家的赖雅，两人很快便发生了关系。赖雅本来也是不准备结婚的，主要是年纪太大，比张爱玲大了30岁左右，但张爱玲怀孕了，由不得他不结婚，赖雅这个人还是比较负责任的。这样张爱玲在美国就有了绿卡、有了依靠、有了家、也从此有了安全感。至于孩子问题，她与赖雅商量一致后打掉了，赖雅因为年龄与收入问题，不想要孩子，而张爱玲仍旧醉心于文学，无法想象有了孩子以后的生活。有时候想，张爱玲与赖雅结婚是不是单方面的利用？其实这个不重要，无论如何，张爱玲一直陪赖雅走到了最后。

但是不可否认，张爱玲最火热、最旺盛的时候仍旧是在上海沦陷区的那段岁月，到了美国之后，许是生活原因，许是时过境迁，她的创作力有所下降，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时间在做学者，去搞翻译，去研究《红楼梦》。同时她的写作风格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最明显的就是不再雕词琢句，少了份艳丽，而多了份淡然。张爱玲在美国期间除了到访过一次台湾、香港，其他时间都是过着深居简出、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她本来就不善交际，不喜欢与人交往，即使在身体不好行动不便甚至因敏感皮肤问题而频繁搬家时，也尽量不去打扰别人，即使是生命已经走到终点，她也只是静静地一个人躺在那里，直到几天后才被人发现。

不只是到了美国以后，实际上从小到大、从大至老，张爱玲总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上海，从上海再到香港再到美国，来来回回，飘飘零零。现在想来，当时沦陷区解放后她为什么要逃呢？大概是受胡兰成的牵连吧，那为什么要选择美国呢？大陆当然不行，文革二字听起就可怕。也许香港或台湾会是她最好的归属。只是世事难料，形势不明之下，她有自己的判断并且果断执行已经是实属不易了。

其实，关于张爱玲的作品，我并没有读过多少，此文也只是读完《张爱玲传》之后的一些随笔。阅读传记，也无意窥探其个人隐私，只是以期在了解她的生活背景、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以后，能够更加准确而深入地了解她的作品，我想，这是对一个作家最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