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

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只算是些句子。《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比卜辞整齐些。《尚书》不但有章节，并且成了篇。可代表当时史的发展，也是议论文的源头。

讼辞，打官司的时候用。也兼有叙述和议论。春秋时的外交言语也称为“辞”或“命”。郑子产便是个善于辞命的人，孔子赞美他“慎辞”。辞命要“顺”且“文”。

孔子很注意辞命。当时既有方言也有雅言，文大概都是历代的雅言。孔子说“辞”只要“达”就成。辞命的重要，代表议论文的发展。

战国时游说之风大盛，最重说辞。游士的说辞不像春秋的辞命那样从容婉转，而是更重铺张夸饰，最重辩。墨子是第一个注意辩论方法的人。《墨经》则成于墨家中专以辩论为事的辩者之手。儒家的孟、荀也重辩。但道家的老、庄，法家的韩非却不重辩。“老学”所重的是自然，“庄学”所要的是神秘，韩非主张以法禁辩。

第一本私家著作是《论语》。《论语》以记言为主，所记比较简单。《墨子》和《孟子》可就铺排的多。由对话发展为独白就是“论”。《老子》、《墨经》、《韩非子·储说》的经、《管子》的《经言》等都言意浑括，《庄子·齐物论》《荀子》《韩非子》《管子》等是进一步恢张的论。

还有一种“寓言”，藉着神话或历史故事来抒论。战国游士的说辞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风气，开了后来辞赋的路。《吕氏春秋》是第一部有系统的书。“雅言”渐渐压倒了方言。

《春秋左氏传》是记叙文发展的一座里程碑，是中国的第一部编年史。

司马迁的《史记》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史书，他创造了“纪传”的体制。左氏只是描写事，司马迁进一步描写人。

汉武帝的时候盛行辞赋。赋的特色是铺张、排偶、用典故。到后来发展为“骈文”或“骈体”。

文

梁昭明太子在《文选》里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可以说是骈体发展的指路牌。他只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之作。梁元帝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佛经的翻译，群经的义疏，这两种新文体在发展。东晋国师鸠摩罗什的译笔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唐代的玄奘“信”“达”兼尽，集佛典翻译的大成。这种新文体一面增扩了国语的词汇，也增扩了国语的句式。“义疏”是一种新文体的分化，为注作注。当时没有人把佛典或义疏当作“文”。

派

韩愈开了文的宗派。他是以文辞为教的创始者。他以继承孟子自命，他指示了道统，给宋儒开了先路，他提倡“古文”。他将《文选》所不收的经子史都排进“文”里去。他的标准是“气”，就是自然的语言，也就是自然的音节。他提出“语气流畅”这个标准。新体的“古文”，宋代又称为“散文”，算成立在他的手里。

柳宗元与韩愈的文统大同小异。他的学问见解却在韩之上，并不墨守儒言。他最工游记，创作了描写景物的新语。

欧阳修居高位而提倡古文，他是当时文坛的盟主。唐宋八大家各有特色，而学苏轼的文的人最多。

欧、苏以后，古文成了正宗。骈体却只拿来做应用文了。欧阳修多用虚字和长句，使骈体稍稍进于语气之自然，散文化的骈体竟成了定体。

受佛家的影响，语录和“传奇”是唐代两种新文体的发展。语录起于禅宗，在宋儒的影响下盛行。传奇是有结构的小说。开了后来佳人才子和鬼狐仙侠等小说的先路。传奇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是科举的很好媒介。

宋代的“话本”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话本是“说话”的底本，也受佛家的影响。“变文”是“说话”的源头。“说话”是平民的艺术，渐渐发展出“章回”。这是体制上一个大进步。

四大名著就是从话本演化出来的。《红楼梦》是白话小说的大成。

明代八股文盛极一时。八股文也是推演经典辞意的，但它的格律却是从“四六”演化的。八股文格律极严，但内容空洞无物。

清代中叶有桐城派，便是八股文的影响。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是方苞，而姚鼐集其大成。方苞是第一个提倡“义法”的人，他提倡明代归有光的文章。姚鼐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偏废的就是“陋”儒。桐城派组织的技巧，言情的技巧，还是不可抹杀的。

姚鼐之后，桐城派渐有中衰之势，仪征阮元提倡骈文正统论，但不成宗派。

曾国藩中兴了桐城派。他就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之说加以发扬光大。他真回到了韩愈，且胜过韩愈。延长了桐城派的寿命几十年。

但“古文不宜说理”，从韩愈就如此。后来聪明才智之士渐渐打破古文的格律，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提倡起白话文，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畅行了。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

                                  2024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