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的二元性
经过武则天的统治，关陇贵族已经遭受重创，武则天从关东发掘出来的很多重臣，对于抗衡关陇贵族的剩余力量大有用处，这些重臣都被玄宗继承了下来。
但是，玄宗还不满足贵族对于皇权的约束，继续努力提拔重用各种没有政治根基的人进入官僚体系制衡关东贵族，例如，胡人就是一个除平民外的无根基群体。
任用胡人对大唐来说毫不新鲜，但要用好他们就得懂得草原的政治逻辑
太宗与玄宗在这方面的理解水准相差甚远。
唐太宗努力分化并击溃了突厥帝国，但却以“天可汗”、而不是“皇帝”的身份，统领起各族胡人，把突厥的组织机制与大唐的帝国秩序揉在了一起。唐太宗还任用突厥将领，征服了广大的中亚地区，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世界二元帝国。
唐高宗，唐玄宗都不具有草原英雄的人格。再加上大唐定都长安，远离游牧与农耕的过渡地带。到了唐高宗后期，突厥就脱离了大唐帝国的统治，再次形成独立帝国。
安史之乱
玄宗对于草原上的逻辑更没有感觉。
太宗认为，大唐以北朝为正统所在，是继承了鲜卑人建立的北周帝国，因此胡人做天子没什么问题。但是，玄宗统治了一段时间之后，提出唐朝的统绪是从汉朝继承过来的，于是南北朝时期的正统就不在胡人组建的北朝，而在汉人组建的南朝。大唐二元性帝国的草原身份就此被抛弃了。
大唐虽然建立起了二元帝国，但二元性过于依赖皇帝个人意旨，没有发展成为制度化的安排。
这种情况下，唐玄宗却把帝国的命脉交到胡人将领的手里，这几乎就是等着出大事了。
玄宗时期的帝国北部边境一共设置了四个节度使，相当于四个大军区，安禄山一个人就管着其中三个。公元755年到763年，胡人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 此时大唐帝国内地的军队已经不堪一击，只好再去借用其他的胡人力量来对抗安禄山的军队；最终，大唐帝国从最巅峰一下就摔了下来了，命运也不再由自己做主了。
江南经济的大发展
出人意料的是，安史之乱却刺激了江南经济的全新发展。
从隋炀帝到武则天、唐玄宗一直在苦苦寻找的豪族社会之外的财政来源，在这里冒出来了。
安史之乱和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都带来中原人口的大规模南迁，但两次有个巨大差别。
永嘉之乱时，中原地区已经乱了快两百年了，南逃时，是以坞堡为单位的成建制地逃走，所以跑到江南的还是豪族社会；安史之乱时，人们仓促之间来不及组织，只能零散地南逃，这样江南就形成了一个平民社会。
安史之乱前，中国人口的重心一直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人口始终是相对稀少的。安史之乱后，人口大规模南迁，江南开始变得地狭人稠了，于是，水稻插秧技术开始获得应用，轮耕制也不搞了，土地要连续耕种了，甚至到了再晚一些的宋朝，发展出稻麦轮作制，一年两熟，各种精耕细作因此也逐渐成为必须。
这样便建立起了平民社会的江南，发展起了新的经济要素，帝国也就获得了新的财政基础。
财政制度改革
安史之乱以前，唐朝的财政制度是从北魏继承下来的租庸调制，主要就是按照户来分派，每户每年要交多少粮食、多少绢帛、要服多少劳役等等。
公元780年，唐朝进行了极为重要的财政制度改革，推行两税法，把过去的各种劳役、粮食、绢帛等等都折算为钱，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这意味着，从东汉末年以来持续了数百年的实物财政，又转成了货币财政。皇上想要搞点什么事的话，拿着钱可比拿着粮更好办，皇上对付豪族的办法就变得更多了。
两税法构成了此后中国历代税赋制度的主要基础。
要打破过去的社会结构，光有新经济要素的出现还不够，还得有新的知识传播技术，印刷术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在应用了，但主要是用来印佛经。到了宋代，印刷儒经完全变成一个社会性的商业活动，知识传播成本由此急剧下降，很多平民都能读得起书了。这让宋代皇帝有机会从平民中大规模拔擢人才充实官僚体系，隋朝开始的科举制，终于真正转化为皇帝对抗贵族的一个重要武器。
至此，中原从豪族社会结构不可逆地进入到了平民社会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