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前半生徘徊于政治和学术之间，积极活跃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他后半生则默默无闻，被历史遗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是一个让人忌讳的名字。他就是——张申府。

张申府，1893年6月15日生于河北献县小垛庄。父亲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当选国会议员。张申府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4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张申府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情绪高昂，决心投身于民主革命的大潮中。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不久再转入数学系。

1917年，张申府开始给《新青年》写稿，受到陈独秀的注意。1918年下半年，张申府出任《新青年》编委，撰写了一系列介绍新思想、新科学的文章，并逐渐与陈独秀相知相熟。

1916年，张申府与李大钊相识。1917年，张申府在李大钊主编的《甲寅日刊》上发表过讨论“青年问题”的文章。1918年，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张申府在授课之余，曾在图书馆帮助李大钊做些图书管理工作。

毛泽东在北大旁听时，在图书馆与张申府相识。在暑假李大钊回乡休假期间，张申府曾两次代理其在图书馆的职务。

毛泽东在建国后称张申府为其“顶头上司”“张申府的老板面孔很难看。”原因是张申府曾经一次要毛泽东重新写一叠图书卡片。而张申府则说毛泽东“当时已表现出是一非常人”。

张申府与陈独秀、李大钊志趣相投，经常聚首，相互交流思想文化界的最新动态，商量除了《新青年》外再办一个《每周评论》，推动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每周评论》的创办也使新文化运动从文化“启蒙”转向了政治“救亡”。

1920年10月，英国分析哲学大师伯兰特·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一时成为新知识界注目的焦点。罗素被中国知识分子誉为“新时代的大哲”、“世界哲学泰斗”的“外来和尚”，在中国思想界形成了新一轮思想大战。

张申府痴迷于罗素的哲学，他认为中国的“仁”(即价值理性)源于孔子，而现实的“科学法”(即工具理性)则植根于罗素的逻辑分析哲学，以清晰、精密、高度技术性为特征的罗素哲学，被张申府认为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最急需的。

罗素来中国，除了学术之外，还有一件事引起了争论，即罗素来华没有带妻子而是带来了新结交的女友勃拉克小姐，从而引发了关于性自由和性道德的争论。对于这种现象，有的人称之为“师生加上友情”的关系，有的人则干脆称勃拉克为罗素夫人。然而张申府却认为罗素和勃拉克是爱的结合、是性的吸引，而非其他，称赞这是男女自由结合的新道德。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中共党史上早已传为佳话。当时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两人之间的联络人就是张申府。在当时通讯条件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及时地为中国共产党两位主要创始人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1921年2月，正当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共产党国际的帮助下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在法国的赵世炎接到了陈独秀的来信，即与张申府接上了关系,这是中国共产主义法国小组形成的标志。随后，张申府又介绍了刘清扬、周恩来两人入党，并与赵世炎、陈公培一起，组成了中国共产主义法国小组，成为中国旅欧党组织的源头。

在欧洲期间，张申府对新的学术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是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但他却将许多工作交给周恩来和赵世炎，自己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

1923年底，张申府为生活所迫，结束了3年的旅欧生涯，与刘清扬一起取道莫斯科，踏上了回国的旅途。途径莫斯科时，与正在苏联访问的蒋介石有了一面之缘，揭开了黄埔共事序幕。

回到国内后，张申府受到廖仲恺等国民党人的热烈欢迎，邀请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在第一期学生陆续进校后，张申府被任命为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并担任校长蒋介石的英、德文翻译。这样, 时年31岁的张申府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任职的第一人。

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张申府推荐了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其中排在第一名就是周恩来。

张申府推荐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半年后自己却很快离开了黄埔军校。离开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他同时在广东大学当教授，负责高等数学、西洋哲学史、逻辑三门课，他要专心致志地教学、潜心研究罗素哲学。

张申府一生想做“儒家入世主义的继承人”，实现在政治上“立功”，在学术上“立言”。但在两者之间，他没能做到进退自如，游刃有余，而是常常处在矛盾徘徊当中。当他在政治上遇到挫折时，这种矛盾心理就更严重。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1925年参加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因为与国民党是否结成统一战线与大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意见被蔡和森、张太雷等人讽刺为幼稚可笑，就因为这句话，他一气之下中途离场选择退出。

在大堂的过道处，周恩来拦住了张申府，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劝他不要退出，但张申府去意已决，根本不为所动。后来，李大钊、赵世炎也劝他，但依旧固执地不肯回头。

这件事成为张申府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多年后，张申府坦承这是他一生中最后悔的事，而彭真也在上世纪50年代与他相见时感叹说：“如果你没有退出党就好了。”或许这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人生执念。

更为严重的一件事是发生在1948年10月，当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军势如破竹，国共内战进入关键时刻。张申府却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那篇《呼吁和平》，呼吁国共双方停火，坐回谈判桌前讲和。这篇文章同二战初罗素著文希望与希特勒妥协一脉相传，写得“不合时宜”，甚至是“不识时务”，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6日在石家庄出版的《人民日报》刊文批评张申府“卖身投靠”国民党，香港民盟总部开除了他的盟籍，从此沉寂。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申府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直到1986年6月在北京病逝。在这段时间里，作为一个有造诣的学者，他的学术没有什么新的成果，他的哲学理念也没有什么新的论述。

在“立德”方面，张申府更是被人诟病。他曾经结婚四次、离婚三次，此外还有许多其引以为荣的艳史。

如，1920年便与刘清扬同居，先后分分合合维系了将近28年的夫妻关系，生育过三个孩子；

又如，1930年开始与北京第一女子学校的校长孙荪荃保持暧昧关系。刘清扬非常生气。对张申府多有指责。张申府则反驳说。这是刘清扬的嫉妒心在作祟。

再如，抗战爆发后，张申府编辑《战时文化》，曾经的女学生董桂生担任其秘书。两人由崇拜而生爱慕开始同居生活。孙荪荃知悉后怒不可遏，写信给张申府痛斥其不忠。

张申府和女学生的恋情，受到了社会的非议。因无法承受社会的压力，张申府忍痛把董桂生嫁给自己的另一名学生。

诸如此类的艳史均在坊间流传；他不仅供认不讳，且津津乐道。

在1967年他写的一份自我批判中坦言道：“我有三：好名、好书、好女人……”“我的个性和缺点是宁折不弯。”一个喜欢对时局指手画脚的人，一个以著述为日课的人，一个发愿以高蹈的思想领跑时代的人，终年枯坐在一排排汗牛充栋的图书之间，一过就是30余年，想起来也不禁令人慨叹。或许个性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

“人若想得开, 一定自杀。生活不过这么一回事，活着有什么特别趣味呢？人若想得开，一定不自杀。既然都不过这么一回事，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张申府《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