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是一生的日常，成事是一生的修行，我是冯唐。
我们老说，做事要先把态度摆正，但怎么摆正态度？摆正之后，又能怎样？其实围绕这些核心问题，还有好多不同的想法和看法，我今天就谈谈我的想法，综合东方的管理智慧，谈一谈：多做实在事、多用实在人。
做实在事
曾国藩是这么说的：
“今日而言治术”——“治”是“治理”的“治”，“术”是“战术”的“术”，“治术”是对事而言的，就是我怎么成事，咱们的成事学在他的嘴里是“治术”，“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他就说，今天咱们研究怎么成事，其实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就是“综核名实”。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什么情况，到底该怎么办？要落到实处。
“今日而言学术”——“学”是“学习”的“学”，“术”又是“技术”的“术”，“治术”是谈怎么做事，“学术”是谈怎么治学，“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他很有意思，刚才说“治术”的时候，说做事的时候，他说要实事求是；这块儿说“治学”的时候，他没有直接讲做学问，而是说一定要找一个老实人。
这个好像跟我们平常的常识有点不一样，我们过去总是讲，如果想治学问，他应该是一个聪明人，聪明人才应该当大学老师，聪明人才能做学者，才能做KOL（关键意见领袖）等等，为什么曾国藩这么说呢？待会儿我再解释。
曾国藩后来又加了一句：“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他就说这个世道太差了，人心就会思变，如果想救这个虚夸的、欺骗的、浮华的世风，莫如选一些老实的人；“积翫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在这种顽劣的、劣根的，油腻已经形成了习惯之后，怎么办？必须用点猛药，猛药是什么？猛药，就是实事求是，以及用实在人。
这个理论看上去是正统，其实孔子是怎么说的？——“必也正名乎”，儒家讲究做任何事，先竖杆大旗，先把理论搞清楚，白马、黑马是不是马？白猫、黑猫是不是应该有差别？白猫好，黑猫好，还是黑猫白猫一样？你先说清楚，先把名，立出来，然后大家跟着规矩去走。这在一个相对有法治秩序和有道德的社会里面、时代里边，这样做，没有问题。
但是曾国藩却说，现在在晚清这么一个环境下，顾不了这些了，别瞎写了，别瞎唠叨了，先去干，找老老实实的人先干，一个店一个店地干起，一条街一条街地干起，把一件事做好，再做另外一件事。“积翫之后，振之以猛”，所谓一剂猛药，就是实事求是、实干。
时代越接近现代，信息越庞杂，人越容易空谈，是非越容易混淆，庸众越容易狂欢，骗子越容易生存。
大家看平常的朋友圈、自媒体，你会看到左边说有左边有道理，右边说右边有道理，哪怕你是受过高等教育，上过大学，得过硕士，甚至博士的，你先看谁的文章，先看哪篇文章，甚至能影响你对一个看似非黑即白的问题的看法。不信你扪心稍稍安静一下、想一下，自己有没有被新媒体文章误导过？
所以你看中国，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边，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我们讲中医、国术、学术、艺术、宗教、身心灵、茶道、花道，这些东西，讲得很多，有些人拜师、学艺。但是，在我过去的有生之年里，我实在没听到任何一个人拜师去学微积分，拜师去学财务模型如何建立，拜师去学习如何提高自己的智慧。基本上学的都是这些，你似乎学到了、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学到了，但是如果你坚信自己学到了，你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快感。但是，学微积分就不一定了，学财务模型就不一定了。
所以曾国藩讲，不要总是听这么大剂量的似是而非、可对可不对，或者是说，无法证伪的这些所谓的信息。实事求是，落到“治术”，就是少讲大道理，少戴大帽子，少做这些事，层层追问清楚：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你真的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了吗？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几个次级问题？如何解决这个次级问题，如何解决那个次级问题？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还要做哪些分析，需要什么样的资源，最大的潜在困难有哪些？如果你已经定了解决方案，用什么样的步骤去解决它？谁来干，我在什么时间看这些人，递交什么东西？……
简单地说，除了规划，另外行动计划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讲的，求实、落实到管理的实处。
意必固我
在这块儿，我不得不又提出来，在成事的实践中一定要避免的四件事——意、必、固、我，是什么意思呢？
核心的核心，就是把你的ego（自我），放到一个相对合适的位置，至少不要让它高于一切。
展开说，这个就是“四勿”，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勿意，就是你不要去臆想，事情有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勿必，就是你不要总说，必然是这样、必然是这样，事情有可能产生变化；勿固，你不要老说，我只能按照这种方法做、事情只能按这个发展，有可能有新的方法、有可能有新的手段、有可能有新的力量产生，不一定的，不一定是按照你想的；勿我，就是不要总想着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要怎么样。
说白了，如果你只想着你，只想着你爽不爽，只想着你的评价高不高，只想着你能否闪烁，只想到你需不需要负责……如果我从成事的角度，可以完全不管你在说什么、不管你的感受、不管你到底爽不爽。英文有句话说：“Who cares？”
这种经常以自己、自我为出发点的人，往往关注的次序错了，这是一个智慧问题。你好好想想，即使很爽，即使自己很闪烁，在过程中事没办成，最后倒霉的很有可能还是你，这样做多了，大家可能就不跟你合作了。反过来，如果你自己倒退半步，而把事情搁到第一位，事情做好了，其实也就都有了，事不成，都没有。没有捷径可走，还是要从做事的这条非捷径去达到你心中想要的爽。
但是，很遗憾，在实际生活中，我看见太多太多的初级管理者，甚至中阶管理者、高阶管理者，往往我能听到，无论是他嘴里说的、脑子里想的，还是肚子里蕴含的，都是一个“我、我、我、我、我……”其实我想听的不是你怎么想、你怎么感觉，我想知道，事情是什么样子、情况是如何、事情该怎么办，而不是你想怎么办。
用实在人
刚才说了，落实、求实，到“治术”。
“学术”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多倚重一些读书多、思考多、不好浮名的学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学术是人做出来的，他们很有可能比我们普通的接受者，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掌握他这个领域更多的、更细节的知识。但是光从他提供的这些东西，一般人很难判别，所以我们与其挑书，不如挑人。这个人，如果是一个靠谱的治学的人，他出来的东西，大多数应该是靠谱的；如果这是一个佞人，这是一个骗子，这是一个习惯性走捷径的KOL（关键意见领袖），他出来的东西，往往很有可能就是那些浮光掠影的花拳绣腿。
这个人，如果是一个靠谱的治学的人，古今中外主要的研究成果，通过他的吸收、分析、总结、归纳，成为一些原理、原则，和一些远见卓识，这个是我们想听到的。
但是你经常会看到，有两类相反的人：
第一类，是媒体型学者。他们会写一些耸人听闻的题目，作一些很抓眼球的结论，但是过程中，事实、论据，你仔细看，基本是立不住的。细看这些所谓的媒体型学者的学养，是找不到任何明确科班训练的痕迹，但是他们会起题目，他们会下结论、会下令人惊奇的结论，会引导你去阅读。这是我一直常说的，要警惕媒体型学者。
第二类，是政客型学者。这些人也会抓眼球，但他们更常见的做法是讨好，常见的是他会出一个题目，他会得一个结论，让多数的庸众认为：太好了，实在太好了！如果他说的——这个学者说的实现了就好了！为什么不能实现？因为这个现在的环境太坏了，现在的各种人就是不想做好人！……他站在一个非常高的道德制高点，来扭曲现实的情况。
举个例子。我听过做医疗经济学的某位学者讲，大力提倡、希望实施全民医疗免费。听到这个倡议，听到这个结论，我想如果搁到网上，叫好的要远远多于冷静思考和反对的人。在这些叫好人中，绝大多数不会想到三个问题：第一，全民医疗免费，钱从何来？特别是现在这么一个疫情当前的时候，这么一个国家面对各种国际、国内的压力的时候，有各种花钱的地方的时候，钱从哪儿来？第二，13亿人的免费医疗，平均下来，质量能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分配，如何让不同人获得免费医疗，他们是不是一致的医疗水平，医疗质量；如果不一致，谁决定谁能获得更好的医疗？第三，如何在一盘棋下，保证这些医疗从业者的积极性，以及他们的廉洁奉公、积极努力？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书的名字——在街头书店、机场书店、火车站书店——当我看到一些题目，我就会立刻想到，我心目中比较厌烦的这两类学者，媒体型学者、政客型学者。
如今，我只能说，佞人太多，虚招太多，太多人混了太久了，更多人被蒙太久了，这么一种环境下，怎么办？
我想起曾国藩说的“治术”、“学术”应该怎么来办：
“行胜于言，质胜于华”，既是曾国藩做事的特点，也是他用人的慧眼，也是我认为现在应该借鉴吸取的。
多做实在事，哪怕它很小，多用实在人，哪怕他看上去很笨。我老说，少一些闭门造车的臆造，少些到处吹牛的时间，从收集信息开始、从写综述开始、从获取和消化在这个细分领域中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一直到现在的研究成果开始。你先把一些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通通拿过来，该分析分析，该消化消化，辅以相关领域的涉猎，基于随机双盲的实验，大胆假设，小心论证，为往圣继绝学，哪怕为昆仑山上只增加一根草，这也是对世界的贡献。
《冯唐成事心法》，每周二、周四晚7点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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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一生的日常，成事是一生的修行，我是冯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