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永新

1970年，是我上山下乡到长泰县农村插队的第二年。那时，全国正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县里为解决农业生产用肥，决定在岩溪公社的一个山坳里建一个化肥厂——长泰县合成氨厂，生产农业生产急需的化肥——碳酸氢铵。

合成氨厂（图自网络）

在那人民公社的年代，公社每年都会向各大队分派义务工，用于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开路造桥等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就包括建设长泰合成氨厂。我就是那时作为生产队外派工去参加氨厂建设的。

参加氨厂建设的民工大都安排在所属公社的基建队。每个基建队有几十号人，由泥瓦匠、打石匠和小工组成，主要负责平整土地和厂房、宿舍、办公用房的基建任务，完成后各自解散返回农村。

另有一个安装队，由工程技术人员或有技术基础的人组成，负责设备的安装和调试，氨厂建成后大都留了下来。

当时知青大都是单身汉，在各公社的外派工中占了很大比例。我和大多数参加氨厂建设的知青一样，都在各自公社的基建队当小工。只有当年到吴田山新吴大队插队的那批漳州糖厂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的知青，因有一定技术基础，全都进了安装队。后来他们大都成了氨厂的业务骨干。

在基建队的日子

氨厂建设初期，各公社基建队都住在临时搭盖的工棚里。

工棚是用竹木做支撑，四面用农村晒稻谷用的那种竹篾编成的“谷撘”围起来，棚顶铺着防水油毛毡的简易搭盖。

工棚内，中间是过道，两边是用土坯加建筑模板搭的通铺，每边通铺睡十几个人，拥挤不堪。晚上睡觉，常常是一人翻身全铺挪动，早上起来总少不了有人睡眼惺忪骂骂咧咧，说昨晚谁谁老是翻身，搞得大家都没睡好，然后就你说是我，我说是他，从来没人说得清楚。

后来工棚里发现了跳蚤，大伙普遍认为是一个刚从农村返回的民工带来的，但他死活不认账，说这种跳来跳去的东西，有谁亲眼看见是从他身上蹦出来的！振振有词又不无道理，大家听了也无话可说。所幸的是那几只外来的小生物大概吃饱喝足后还没来得及繁殖后代，并未形成泛滥之势。

有次，一个少年郎夜里梦遗湿了裤子，早上在被窝里悄悄换时被别人发现，说他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精力消耗那么大还怎么干活？把他笑话了好一阵子。其实年轻小伙子谁都有过那种生理现象，只是那时大家有事没事总爱找点话题调侃逗乐。

不久，第一批宿舍建好后我们就先住了进去，尽管是垫着稻草打地铺，但条件已大为改善。刚住进那晚，大家还敲着锅碗瓢盆唱了半宿革命样板戏已示庆贺。

基建工地（图自网络）

我们陈巷公社基建队的负责人是高高瘦瘦的下放干部吴尚卿，另一位胖点的老李是他的副手，队里还配了一位姓潘的女医生。

吴尚卿是泉州人，组织协调能力很强，威信很高，大家都很听他的话。潘医生是医学院校刚毕业不久的，跟我们几个知青走得比较近，她家住漳州芳华里，记得有次回漳州我们几个还去她家玩过。

基建队里除了我还有坤江、正忠、炳山、阿水、文利、国荣、老磕等十几个知青。国荣会泥水工，算是队里的师傅。老磕年纪较大，样子老道，队里安排他当了伙头军。其他人跟我一样都当小工。

氨厂基建就地取材，大量采用附近山上的花岗岩石料。当时最危险的活儿是用板车去附近山上运石头。每辆板车三个人，装好石头后沿一条临时开凿的小路，一辆接一辆顺着车辙颠簸着直冲而下，谁也不敢慢，慢了怕后面的撞上来，遇拐弯处刹不住几乎要翻车。但那时年纪轻胆子大手脚灵活，在一趟趟的惊险中嘻嘻哈哈就把那一车车的石头运下了山。后来年龄大了想起来反倒觉得后怕，幸亏当时没出事。

扛石头（图自网络）

基建开始后，小工的活儿主要是扛石头。我和坤江个头都比较高，两人同一杠。从地基开始，我们按师傅要求从石堆里找到长度合适的条石，用麻绳和竹杠扛到墙基上让师傅砌。扛石头是重活，体力消耗大，那时一顿饭一斤馒头都不在话下，而年纪轻体力恢复也快，干得再累睡一觉就好了。

砌完墙体后我们的活儿就轻松些，无非是填填外墙石缝，或是给盖屋顶的师傅抛砖瓦，抹墙时用一根长把的铁勺给师傅舀沙浆或石灰浆等。但遇有突击任务时就特别辛苦。

搅拌混凝土（图自网络）

有次要连续浇灌一座厂房的混凝土，工地搅拌机不够用，就同时人工搅拌。人工搅拌混凝土也是流水作业：先是一车车的石子、沙子、水泥倒在一块大铁板上，中间扒个坑加水，然后五六个人拿着铁锹噼里啪啦地搅拌，最后铲入一辆辆小车推走，再进入下一轮。我是拿铁锹搅拌的，浑身溅满水泥，虽然辛苦，但现场紧张的气氛令人亢奋，容不得你放松，也没人叫累，更没人偷懒。充斥耳畔的是一片催促声、叫骂声，以及各种机械运转、沙石倾倒和工具碰撞的喧嚣声。

建设工地（图自网络）

那天我的鞋子进了水泥，没时间去清理，就干脆脱掉光着脚丫继续干。数小时后，十个脚趾头开始像针扎一样疼。坚持到凌晨任务完成，洗完澡回宿舍仔细一看，每个脚趾头的趾纹中心都被水泥腐蚀出一个红里带黑的点，如针扎般痛。第二天脚趾头都肿了起来，两天无法下地。此后我知道，人脚趾头的趾纹中心是个薄弱点，很容易受侵蚀，大概手也一样。

在基建队干活人人都会抽烟，不过大多都像我一样瞎抽，因为那是干活中小憩片刻的正当理由。当时“红霞”就算是好烟了，囊中羞涩时就买包便宜的“浦江”对付一下。后来“红霞”烟买不到了，听说是烟盒的图案里隐藏着反动标语，设计者已被抓。我们赶紧找来一个仔细研究，翻来覆去的什么名堂也看不出来。

现在想想，在那充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年代，凡事皆有可能。

基建队每完成一个大的项目一般都会放几天假。有次放假，我们几个知青相约回漳州，到厦门路炳山家听唱片。他家有台老式手摇留声机，放两面唱片就得换根唱针的那种，还有不少黑胶老唱片。大家围着留声机，静静地咛听从那放音头膜片里发出的夹带着唱片特有沙沙声的美妙音乐：《蓝色多瑙河》《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照镜子》……如痴如醉！往往是声音变了调才赶紧去摇几下摇把。

手摇留声机（图自网络）

当然，那种手摇的老式留声机现在已是很值钱的古董了。

坤江有个妹妹跟他一起下乡插队。有时放假返回时我们几个会约定在他那儿集中然后相伴回氨厂，所以都见过他妹妹。于是几个脸皮厚点的总爱跟他开玩笑，相争要当他“妹夫”，说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坤江虽然嘴上骂骂咧咧，但从他那难以掩饰的面部表情，谁都看得出他心里其实是很得意有这么个漂亮的妹妹。玩笑归玩笑，其实他妹妹早就“名花有主”了。

那时候还没修建上花至田头那条全县最直的公路。我从插队的陈巷公社祖地大队返回氨厂时，一般是先坐班车到上花，然后走小路经美彭大队，穿过一个什么农场，再经岩溪公社的田头大队到氨厂，要走个大半天。

有次我一个人返回氨厂时不经意间走岔了路，穿过一片甘蔗园来到一条河边时天已黑了下来。河上没有桥，只有一溜黑乎乎的大坝横卧在河面，河水漫过大坝哗哗地流向下游。周边不见一个人，对岸的树丛中隐隐约约有几点星光。别无它路，只能从坝上过河。于是我脱下鞋子、衣服和长裤放入挎包驼在背上，穿短裤打赤膊，壮着胆子在朦胧的月光下，沿着那黑乎乎的大坝慢慢向对岸爬去。大坝呈圆弧形，是用鹅卵石砌成的，河水没过坝顶有十几公分。鹅卵石的表面滑溜溜，加上河水的冲力，一下水我就感到有些恐惧，但已无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爬。其时是春夏之交，气温不高河水还有点凉。我沉住气，一边爬一边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勇敢的侦察兵，就像电影《渡江侦察记》里的一样，顿感勇气倍增，心里也踏实了许多（可见精神和榜样的力量有多重要）。

拦水大坝（图自网络）

十几分钟后终于抵达对岸，我如释重负也浑身瘫软。穿好衣服后，我顺着灯光找到了一户人家，一问才知道这里是岩溪公社的高濑大队，我提前拐了弯，不然到田头大队那有桥就不用爬大坝了。前面不远就是公路，晚上九点多终于回到了氨厂。

后来我知道那条河叫龙津溪，是九龙江的支流，流经枋洋公社，岩溪公社和长泰县城，最后汇入九龙江北溪。而那天夜里我独自一人如履薄冰般爬过的那个大水坝，是当地为灌溉农田而修筑的拦水大坝。几十年过去了，不知那大水坝如今是否还在？真想再去看看！

那段时间，知青中广泛流传“梅花党”的传说，风靡一时。参加氨厂建设的知青来自全县各个公社，知青之间许多相互都认识，传来传去的传出了好几个版本。每天晚上宿舍熄灯后，是“梅花党”迷们粉墨登场的时刻，说者活灵活现有如身临其境，听者心惊肉跳却又欲罢不能。现在想起来，依旧动人心魄。

后来才知道，梅花党的故事是北京一个叫张宝瑞的工人写的，当时作为手抄本在全国流传甚广。文革后，该故事被拍成了电视剧《梅花档案》，张宝瑞也当上了新华社高级记者。

记得有次我放假回插队的生产队，也曾加油添醋地讲给队里的人听，女知青听得脸色发白，也不知她们夜里有没做噩梦。

工厂建设工地（图自网络）

在氨厂基建队当民工虽然干活比较累，但集体生活也充满乐趣。队里除了几个老师傅外大多是年轻人，干活时生龙活虎，休息时有说有笑。记得正忠和炳山两人没事就喜欢怼掐，一来一去，海阔天空，就像说对口相声，其他人也七嘴八舌跟着起哄凑热闹。收工时常常是一路高歌革命样板戏返回宿舍。文利样板戏唱得最好，好像还没有他不会的唱段。不过知青们最喜欢唱的，还是那首当时挺流行的《曼莉》。那抒情的旋律和浪漫的歌词，似乎能让青春年少的我们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一丝情窦初开的朦胧感觉。流氓点的还把那歌词瞎改了一下，加了点荤的在里面，唱得不亦乐乎。

当时队里有个记不得是哪个大队分派来的老头（其实也就五十多岁，比我们现在年轻多了），又黑又瘦个头也不高，腮帮上还留着一撮毛。他干重活不行只能干一些零星轻活，不过说起荤段子来一套一套的，常惹得大伙开怀大笑。有次还神叨叨地告诉我们几个知青，说他年轻时去逛过那什么院，那滋味如何如何，说得绘声绘色。我们说你该不会得过那什么毒吧？说完大伙要扒他裤子，说要看看那裆里的东西有没发黑，免得传染给大家。现在想起这事还忍俊不禁。

建设工地（图自网络）

还有一个也是农村来的泥水老师傅，平时不太说话，有次来了劲也讲起他以前去公社卫生院做计划生育结扎时的经历，连比带划，土话连篇，毫不忌讳，听得大伙捧腹大笑，被在旁的潘医生嗤之以鼻。

说起来，我在基建队时还有过一次小小的“见义勇为”。

那天中午，一位泥水师傅在工地上突然晕厥倒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我一看人命关天！情急之中立即背起他往医务室跑。几百米的冲刺又遇到上坡，虽有一人在后助力，到达医务室时，我早已累得气喘吁吁面色铁青两腿瘫软。医生一检查，说是羊癫疯发作，好在我背着他，口中唾沫没呛住气管。我这才发现，他那口水唾沫全流到了我的肩膀上背上和脖子上，顿时一阵恶心，赶紧找个水龙头冲水。一会儿那师傅醒了过来，脸色苍白，目光痴呆地看着我，问说他刚才是不是晕倒了……

现如今，如果遇到那样的情况，不知还有没有人会像我当时那么干。

回想起在氨厂基建队当民工的那段日子，可说是苦中有乐、苦中作乐。借用白岩松的那本书名，叫：痛，并快乐着！

大概是因为平时表现好干活肯出力，在基建队干了半年后，我被抽调去了安装队的保温班（应当是基建队领导吴尚卿决定调我去的）。

其时，氨厂的大部分基建任务已经完成，各公社基建队都在进行工程收尾，没多久就都相继解散了，大部分民工和我的那些知青队友都返回了农村，而我仍留在氨厂继续着我的“民工生涯”。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