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到底是矫情的高级动物，且这种矫情劲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演愈烈，不讲道理。就拿情怀这个词来说事儿吧。
“哎呀，年味越来越淡了”
“哎呀，现在过年除了吃喝打麻将，就TM剩下无聊了”
年味变了吗？
别不信，可能还真没变。
讲一个观点：年，对于孩子们来说，永远都是好玩的。我们之所以觉得无聊大概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孩子那种找乐子的心气。比如说，对于成年人而言，即便过年，我们生活中要思考的难题不会因为年关的到来而搁浅，更别说消失。比如有没有钱啊，工作顺不顺利啊，来年在哪发财啊，再比如找一个脸蛋多么俊俏的姑娘啊。
和孩子比，我们的思维模式太过现实，在现实中谈味道，扯淡而不疼。孩子的世界多么简单啊，过年了可以穿新衣、戴新帽、放烟花、再挣点压岁钱，无论日子是穷是富，孩子们的命题永远不会变。
所以啊，年味只会留给那些天真如孩子般的乐天派把玩。你，我都太现实，别抱怨现在的日子失了年味，套用一句隔壁老王的名言“现在的日子好了，天天像过年”送给诸君，共勉。
早上起来，某网站编辑发来邮件，要我写一篇关于元宵节的短文，思来想去，无从下笔，于是拨通了父亲的电话，想问问父亲早年是怎么过元宵的。父亲正在和母亲为我蒸馒头，准备过几天快递过来，以安慰我之因没能回家过年而单调的味蕾。
1
“我们那时候穷啊，哪过什么元宵节，平时吃啥元宵节就吃啥”
“不对，还是要过，要......”，母亲抢过了父亲的电话在一头边埋怨父亲边给我说着。
我笑。
因我家是在大饥荒那几年从河南逃难落户陕西的，父亲的舅舅远在河南，过年的时候没人给父亲送灯笼，父亲就用铁丝网成高冠网子，再在网子外面缠上白纸，下面有一个带眼儿的木疙瘩用来插蜡烛。父亲提溜着自制的灯笼满村子跑，到了正月十五便一把火把灯笼烧了，等火灭了，再从火堆里扒拉出铁丝网，拿回家，挂在墙上，第二年继续用。
对了，这里解释一下，在我的家乡有这样的习俗：未年满13周岁的孩子，过年的时候舅舅会给外甥送手提灯笼，到了晚上，孩子们要打着灯笼在村子里转悠，一直要打到元宵节这天，并且要在元宵节当晚一把火把灯笼给烧了。
这是我的家乡孩子们的成人礼，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仪式，要不然孩子不会长大，据说不遵照此法的孩子，要么过了13岁不是尿床就是未断奶，甚至看到“脏东西”，这都是大人们哄孩子的鬼神之说，究竟为何，无从道也。
父亲说那时候穷，买不起肉，为了象征性的丰富一家人的味蕾，奶奶会在元宵节这天包萝卜馅饺子，孩子们吃的高兴，年也就有了味道。父亲所说的穷，不是一家穷，是放眼望去大家都穷，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不是因为有钱，而是家里孩子比别人少。整个生产队都没电视，元宵节的前几天大队上的文艺队会在村部搭台子吼秦腔，孩子们都跟着大人去村部看大戏，大人们看戏入了神，孩子们在一边打闹，戏台子拆了，年也就过完了。
父亲是家中长子，十多岁的年纪便被划到壮劳力的泱泱之列了，每年过了正月十五，地解了冻，万物也就复苏了，父亲便跟着大人们去生产队出工，刚入春干的一般都是些不讨巧的活，比如翻地，比如往地里推猪粪、鸡粪、牛粪。
正如我在文章开始的观点，我也大抵理解了父亲那时候不怎么过元宵节的说法，不是因为无趣，而是因为穷、因为父亲少年老成的责任。
这大概就是如父亲一样生于五十年代的一辈人关于元宵节的穷苦记忆吧！
2
到了我，用相对论的理论来看，该是幸福的一代人了吧！
外公、舅舅离我家很近，到了过年三个舅舅会提溜着灯笼来我家走亲戚，我和姐姐竟能一下子收到六个灯笼。因为灯笼多，我觉得我比其他孩子幸福。
不过有一回，大舅舅给我送了一个个儿太小的灯笼，舅舅还没坐下，我便当着大家的面把灯笼碎尸万段，躺在地上打滚。舅舅见状，知道得罪了我这个小祖宗，立马求饶，不仅给了我零花钱，还骑着车子去村头的小卖部买了大个儿的灯笼。不过因为灯笼太大，我提在手里，灯笼屁股竟还拖在地上，也就一回没打过，成了压箱底的宝贝。
元宵节前几天，我便一手一个灯笼跟着大孩子们走街串巷，蜡烛点完了也不回家。那时候村里孩子多，到了晚上整个村子便被灯笼点亮，一个个移动的光点，似银河天地倒置，触手可及。
除了满村子打闹转悠，大孩子们还会带着我们模仿古装剧里的青天大老爷。有威望的娃头（孩子王）会让我们提溜着灯笼直直站成两排，装作衙役，他便站在一头的最中间，然后另一个演犯人的孩子便会手假装的被绑在身后跪在地上。孩子王喊：升.....堂......，我们就喊：威......武......,犯人嘴里就喊：青天大老爷啊、小人啊、求老爷饶命啊，不过台词都是陕西方言，惹得大家捧腹。
等灯笼灭了，调皮的男娃娃还会以撒尿为由，躲在墙根、树背后，吓胆子小的女娃娃。结果是女娃娃哇哇的哭，我们哈哈的笑。等被弄哭的女娃娃叫来了爹妈，我们早撒丫子跑了。
元宵节也是要放孔明灯的，不过灯都是大人们用纸糊的，下面用铁丝围个十字架，十字架中间裹满棉花，棉花上倒满柴油，一把火便升了空。孩子们看着灯飞了起来，也都拍起手来。大人们就喊：赶紧追啊，谁能捡到灯，谁一年都交好运气，于是孩子们也不拍手了，都朝着灯飞去的方向，撒腿就跑。有一回的灯做的好，居然飞出了二十里地，孩子们追的也都泄了劲，只好眼看着灯笼飞去，原路返回，一路上都在骂喊话的大人。
正月里东村的舞厅会免费开放，琴奶奶会带着我去舞厅。奶奶牵着我的手，一高一矮的在人群中穿梭，惹得舞厅的人舞也不跳了，都围在一旁看我两。小孩不知道害羞，不知道什么是面子，大人们看的越专心，我跳的越起劲。那时候舞曲简单，都是些被打压过的“靡靡之音”，记得最清楚的是这句：
都说那爱情美啊
我也无所谓
一杯，一杯
再一杯
时间久了，村民中居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西村那谁谁谁的孩子舞跳的可好着哩。在没有网络的年代，我居然被人肉搜索了，要是放到现在说不定还能成为小网红。
东村还会组织扭秧歌，踩高跷，耍龙，舞狮子，走街串巷的表演，人山人海的围满了村民一路跟着看。表演的都是些跟着东村一个从戏班子退休回家的武生学过拳脚功夫的“江湖义士”，我本该在其中，怎奈胆子小，只好沦为观众。
我小的时候，人们生活条件好了许多，吃已经不是孩子们过年的唯一念想了，孩子们更盼望的是那些充满乡土气息的玩乐项目，还有很多，无奈，大脑选择性的只记住了其中的一部分，而记不起的那些，我喜欢称之为是我们这代人的年味。
2015年元宵节，我回了老家，跟着长辈给先人（死去的人）们烧纸，大家在坟地放了鞭炮，烧了纸钱，遵照乡俗，我用未尽的白纸给从未谋面的爷爷，给奶奶和早逝的三叔叠了简易的灯笼，看着烛火在寒风中微荡，关于童年元宵节打灯笼的记忆一下子如照片一样明晰，涌进了我之脑海，而那年外公和大舅也相继归去，与我阴阳两隔了，我之关于元宵节，关于灯笼的记忆也变得越发的深沉。
3
梓藤，大姐的闺女，喊我舅舅，姐夫期望孩子如紫藤一般坚韧而上，面临即将到来的人生而取此名。因姐夫父亲早逝，又常年在渭南做生意，所以梓藤一出生便跟着我母亲，我跟梓藤的关系也自然超出了舅舅对于外甥女的爱，以至于在梓藤初识周遭世界的年纪，甚至不愿意别人喊她为刘梓藤，不喊田梓藤便当场撒泼。
梓藤出生的时候，我还在读书，即便囊中无银两，到了春节我还是要挤出一点钱完成乡俗中舅舅与外甥之间的这一神圣仪式，为梓藤买各式各样的灯笼，灯笼上都画有当年的生肖，有能放音乐的电灯笼，有精致的纸糊灯笼。如我的童年一般，梓藤看着灯笼也会开心的笑。
梓藤的灯笼好看，我觉得梓藤比我幸福。
有一年梓藤打灯笼，玩的太投入，摔进了土坑，弄折了脚腕，姐夫带着梓藤去医院拍了片子，上了石膏，回来的时候梓藤居然没有哭，还吵着闹着要她的灯笼。无奈，我只好把梓藤推在车上，梓藤手里提着灯笼，还不忘了朝她的小伙伴们打招呼。我混在一群不及腰的孩子中间，被灯笼照亮，周身温暖，似乎闻到了久别的年和元宵节的味道，我也明白了梓藤不愿意去市里过正月十五的原因。
孩子是家庭氛围的调节剂，自打梓藤出生，顽疾缠身的父母脸上便常挂笑容。去年元宵节，父亲买了孔明灯，喊我一起给梓藤放，我举着灯，父亲掏出打火机，埋着头在下面点，灯亮了，照的父亲两鬓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越发的明显，父亲真的老了。
孔明灯升了空，梓藤喊：爷爷、舅舅快看，飞起来了，飞起来了。父亲抬头看着灯笑，我也笑，只是眼中含着泪水。
这就是我关于元宵节的所有记忆，我比父亲幸福，紫藤比我幸福，灯笼虽不同，但乡俗还在，一挂不同形式的灯笼串联起了我们三代人各自不同的命运和关于元宵节的记忆，质朴且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