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求你帮个大忙... 你下午会听到。”)
“午餐时吗？”
“不，今天下午。我刚好发现你要请贝克小姐喝茶。”
“你是说你爱上了贝克小姐？”
“不，老兄，我没有。但是贝克小姐好心同意了跟你讲这件事。”
我对“这件事”是什么毫无头绪，但不说好奇，我对此更多感到的是不快。我约乔丹出来喝茶，又不是为了讨论杰伊·盖茨比先生的。想必这请求一定是精彩纷呈至极，一时我都后悔当初踏上他那人满为患的草坪了。
他不再多说。随着我们逐渐接近市区，他也恢复了理智。我们经过罗斯福港，瞥见一眼刷有红色装饰线的轮船正驶向大海，然后我们疾驰穿过一条贫民区的石子路，两边是阴暗却也在营业的酒馆，是19世纪褪色的镀金年代的遗物。随后灰谷在我们两侧一览无余地展开，路过时我看到威尔森太太正气喘吁吁、精力十足地压着汽油泵。
盖茨比宽阔的挡泥板像翅膀一样，让我们风光潇洒地穿过了半个阿斯托利亚区——只有半个，因为我们在高架铁路的支柱间穿行时，我听到了熟悉的“突—突—啪！”声，一位愤怒的警察骑着摩托车跟了上来。
“好啦老兄！”盖茨比喊道，我们放慢速度，他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白色卡片，在那人眼前晃了晃。
“是您啊！”警察应承着，手指碰了碰帽子（行礼），“下回就认识您了，盖茨比先生，对不住啊！”
“那是什么？”我问，“牛津的照片？”
“我给他们局长帮过一次忙，从此每年圣诞节他都给我寄张贺卡。”
上大桥后，阳光打上一根根桥梁，在来来往往的汽车上映出点点闪光。河对面的城市冉冉升起，白色的方糖堆一样的建筑，建起的初衷是最不分贵贱的金钱。
在皇后区大桥上眺见的风光，便是纽约市最先映入你眼帘的部分，也是这座城市给你的第一个张狂预示：全世界的一切神秘、美丽尽在此地。
一具尸体躺在灵车里、周围堆满鲜花与我们相向驶过，车后是两架遮着黑帘的汽车，再后面是相对轻松的亲友车队。车里的友人们满脸悲伤地向外望着我们，他们长着欧洲西南人（西班牙/葡萄牙）的狭窄上唇，而我有些欣慰，盖茨比的豪车给他们的送葬之行带来了一抹亮色。
穿过布莱克威尔岛时，一辆加长轿车超过了我们，开车的是个白人司机，里面竟坐着三个衣着时髦的黑人，两男一女。超车时他们高傲挑衅地冲我们翻白眼，我大笑起来。
“现在滑过这座桥，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了，”我想，“任何事...”
连盖茨比都可能再做出什么，毋庸置疑。
喧闹的中午，在四十二号街一家风扇开得很足的地下餐吧，我跟盖茨比进去吃午饭。从阳光明媚的街上走进来，我还在使劲眨眼适应这里的阴暗，我跟着他模糊的身影穿过前厅，去跟另一个男人汇合。
“卡罗威先生，这位是我的朋友沃尔夫山先生。”
一个矮小、塌鼻子的犹太人抬起他的大头打量我，两个鼻孔里滋生着茂密的毛。过了一会儿，我在昏暗中隐约发现了他的两只极小的眼睛。
“——我就瞅了他一眼——”沃尔夫山先生说，热切地握着我的手，“——然后你猜我怎么着？”
“怎么？”我礼貌地问。
但很显然他没在跟我说话，因为他松开了我的手然后握住了盖茨比的，把他表情丰富的鼻子转了过去。
“我把钱给了凯茨保，我说‘行了凯茨保，他不闭嘴你就一分钱别给他。’他立马就闭嘴了。”
盖茨比双臂挽住我们，向前走进了餐馆，沃尔夫山先生又要开口，但他把话咽下坐进了椅子，陷入了梦游般的呆滞。
“高球（冰苏打水+威士忌）吗？”领班过来问。
“这馆子不赖，”沃尔夫山先生看着天花板上长老会（基督教的一支）的宁芙（仙女）说，“但我喜欢街对面那家！”
“对，要高球。”盖茨比应着，然后跟沃尔夫山先生说：“那里太热了。”
“又热又小——对，”沃尔夫山先生说，“不过全是回忆。”
“那是什么地方？”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