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点多，老弟打电话给我。不是一贯调侃的姿态，语速也出奇的快，以至于从一个娘胎里出来，一起打打闹闹几十年的我“啊”了两次才算听清楚。
老妈的眩晕症又患了，一看这个“又”字，就知道是个老毛病了。可虽说是个老毛病，这几年也几乎没怎么复发过，除了今年。老弟身在千里之外是越想越不安，挂了老妈的电话就直接打给同样在千里之外的我来诉心绪了。
我压抑着内心同样深切的担忧安慰他：“没事儿，咱们老妈身体好着呢。她不是常说生我那天还在下地干活吗？她老人家年轻时就知道锻炼身体的重要性，早就炼出一副强韧的体魄了，你不用瞎担心！”然后还故意话锋一转扯到他身上来：“你以为像你啊，放任自己长那么一身肥膘，快突破两百斤了吧？我反倒是觉得你更应该操心操心自己，想想到时老了怎样对付那因胖而来的一身毛病。”
心底其实真的是翻滚如潮。我一直都有打电话或发微信回家，频率从来都是两三天一次，却是从来没有听到老妈或者老爸说起过自己有哪里不舒服。老爸有高血压，老妈有悬昏症，这我是知道的，所以虽然说没有每次打电话都问上一遍，但隔个一次两次我也还是会不自觉的问他们“高血压药有没有一直吃啊”“悬昏症有没有复发过啊”之类的，可每次他们都是很轻松很肯定的回答我“没有”。
当然，对于老弟他们也是一样“糊弄”的。这次还是老弟打电话回去时，正好赶上老爸在医院帮老妈买眩晕症的药才露了馅，然后老弟接着一个电话过去追问老妈，才得以知道这段时间她已经复发过好几次了。
说起老妈的眩晕症，时间还得回到十几年前。那时老爸老妈还在城里开餐馆，就是在我所读师范学校的门口，对于当时而言，那是个寸土寸金的地方，爸妈俩人早中晚三餐都做，辛苦那是自不言说的，而让我一直不能释怀的更是他们的住处。
说是个住处，其实就是自己在铺面墙顶用木板隔出的一小块地方，就仅仅够放两床被子而已，而且那高度，不用说站一个人了，就是一个人坐在上面也还得是弓着腰才行。其余的地方都是封好的，只在“床”边留了一个正方形的出口，大约一块地板砖的面积吧，要上去唯一的途径就是老爸买来的一张梯子，最平常最简单的两边各一根长木头，中间镶一根根横木的那种。
那个年代凡是租个门面做小本生意的人，尤其是做小吃类的，大抵都是这样来安排自己的睡觉地方，虽然我感觉特别的难以接受，总想着让他们再去附近租一间房专门用来睡觉，但是对于父母们而言，睡在那儿好像就是一件特别正常特别理所当然的事儿，何况又不是特例。
我开始以为父母纯粹是心疼钱，直到后来我们家在城里买了房后，就算房子位于那间店铺不远，父母却仍然没有要住到家里去的意思，我才知道住在店铺里更多的是为了方便，虽然这所谓的方便也是为了更好的挣钱。是啊，早上三四点钟就要起床，有时还甚至是凌晨一两点，要做包子馒头，要去外面进新鲜的米粉，要做许多许多卖早餐的准备工作，就算是再近的距离，当然也是没有直接住在店里那么顺当的。
只是如果他们知道接下来会有意外发生，想法与做法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也是一天晚上，累了一天的老妈洗漱完毕就想先去床上睡觉，平常很稳的梯子不知怎的突然就在老妈快爬到床上的那一瞬间滑了下去，“扑通”一声老妈就直挺挺的摔到了瓷砖地板上。
我那时已经毕业去了广东打工，知道消息的时候已经是事过境迁了。后来回家老妈讲给我听的时候，还是笑着说的，她说当时老爸从外面冲进去的时候，看她躺在地上都没有要自己爬起来的迹象，还以为是她在开玩笑呢，后来知道严重了才慌忙送她去的医院。
也就是那一次，从医院回来后以为没什么事了，也没有停业好好休息，过后不久开始时不时的有昏眩的感觉，再去找医生才知道有了轻微的后遗症，而且是很难根治的那种。
中药西药都吃过，听医生说天麻多吃点好，一直也没断，差不多也有些年没怎么复发过，我们多少也就有些大意了。其实我也知道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医生说的是没休息好，两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看个店子，还带着比看店子还辛苦的两个孩子，一切不言而喻。
找到问题症结，再解决问题，这是一件多么顺理成章的事情。谁都知道利弊，谁都知道轻重，可更多的时候，生活的真实面目却是没有那么简单直白。
好像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我们家俩样都占全了，可是，放眼现在的农村，谁家又不是这样的日子呢？纠结，痛苦，彷徨，无助……所有这些伤感消极的词，都有可能在某些瞬间出现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的人群中，可是，又能怎样？
隔天一大清早的，老妈特别难得的主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一件事，就一件事：她的眩晕症好啦，没事啦，不用我们担心啦！还把老爸拉到了电话旁边附和着。
好了。好了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更何况还好的这么快。可是，我骗不了自己，我高兴不起来，有可能是清晨的风太凉，吹得我生疼，眼泪也滚了出来。
我不知道我要表达什么，或许只是因为表达得太多而做得太少有了一种对表达主题的胆怯，也或许就只是想要单纯的记下些什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