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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到理发店理发，认出了坐在角落里翻看报纸的一位老人，正是教委办前主任。
这里是个小镇，常在镇上走动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大都互相认得。店里不时有人进出，老人只顾埋头看报纸，偶尔抬头看看进出的顾客，却从未说过一句话，也没有人和他打招呼。
老人走后，理发店老板老周对我说，老覃(就是上面提到的老人)的儿女远在外地，退休后， 常到店里坐，一坐就是大半天，也没个说话的人。
按理说，在这样的小地方，找到一个可供自己消遣的圈子并不是什么难事。随便在街头逛到街尾，便可看到一些聊天的、打麻将的、下象棋的人群。彼此并不需要认识，随便往前一凑，一会儿功夫就混熟了。老覃无法融入这些人群的原因，用老周的话来说，就是之前官威太大了，得罪了不少人，退休后已无昔日的威风，谁还会把他放在眼里？
感慨之余，想起了一个原来也在教委办工作的同族前辈，我们尊称他为三公。据他所言，在进入教委工作之前，曾经走村串巷的做生意，所以认得的人特别多。三公写得一手好对联，退休之后，乡亲们有了红白喜事，都找他主事。因此，只要提起三公之名，大家都认得，对他也非常尊重，退休之后的生活可谓多姿多彩。
在某个平台上，一个人的才能也许不算是真正的才能，离开了这个平台还能生活得滋润，这样的人生才算是开挂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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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小杨当上了部门小领导，一下子就变得颐指气使起来，连原来一起混的小伙伴，都感觉到了他的冷淡。无论大会小会，都要对下面的同事指责一番，颇有君临天下的感觉。
凭借某种条件带来的傲慢，是人的劣根性，是不分年龄和地位的。
我小学毕业那年，小学正好从五年制变成六年制。为了补上缺少的一届毕业生，我们村小学四位同学被选为代表，进入了设在镇中心校的提前毕业班学习，我是其中的一名。
在当年的那种环境里，我们这些从村里挑上来的学生，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土气，自然是被镇中心校的老师所歧视的。像我这么小的个子，竟被安排在教室最后两排，屁股下要垫上一摞书，才看得见黑板上的字。
阿护的数学比较好，在一次班上测试之后，他就被调到中间位置去坐了，而我们几个却依然坐在最后两排。
位置决定了地位，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自从调了位置，阿护对我们的态度明显冷淡，如果向他问什么问题，都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我们都很识趣，也很敏感，原来还有说有笑的伙伴，就这样生疏了。
生活总是充满了变数，老天爷也喜欢开玩笑。考完毕业试的结果是，我们几个不被老师待见的小伙伴考上了重点初中，阿护却没能考上。多年以后，我们进了单位吃上了皇粮。而阿护，走上了打工的道路，我们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
3
上海青帮老大杜月笙说过这么一段话：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一个人有没有内涵和真本事，几乎都可以从这里来判断。
一个人有脾气，更多的原因是不自信，深怕别人不把自己当回事，所以有了点小职位，只能通过发脾气来表达自己的权力。这种可怜的自尊，实际是无能的表现，真正有实力的人是不争不抢而达到天下来朝的效果的。
杨绛在《一百岁感言》中写道，“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翻译英国诗人兰德（W.S.Landor）晚年写过的一首小诗《生与死》. ：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无论平凡也罢，辉煌也罢，都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一切的功过皆由世人评说。当生命归于沉寂，你能留给这个世界多少供人回忆的痕迹，才是一生真正的功过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