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认，人是分三六九等的。但划分等级的标准无关乎金钱、地位，而在于聪慧、善恶、心胸。
如果以处理事务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有三等人：下等人，专论是非对错；中等人，一心解决问题；上等人，格局决定成就。
搬弄是非的下等人
所谓搬弄是非的人，简单的说，就是那些喜欢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挑拨离间的人。
中国有古谚讲“爱听小语”，以及“远重衣冠近重人”，就是说，一般的人都是用这些小事来评论、衡量一个人的高低、善恶，甚至成为了道德人格的砝码。
既然没能力去解决问题，所以他们只好将注意力集中在人上，以传统世俗观念为依据，去批判和非议一个人，也就是所谓的“对人不对事”。
古人常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意思是说：那些喜欢说别人是是非非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在生活中经常会挑起“是非”的人，这样的人是“小人”，一定要远离，否则他可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说到这，历史上有一位著名人物不得不提，就是北宋科学家，《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
虽说《宋史》评价他说：“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
但他死后却没人给他建碑，更谈不上为他写墓志铭，就连他的生平传记也仅仅附在《宋史•沈遘传》（沈括侄子）之中。
在科技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沈括，却为何落得此下场？原因就在于他在生活中真可谓不折不扣的下等人。
先看他与王安石的经历。沈括本与王安石是世交，其父亲的墓志铭就是王安石写的。
王安石当宰相时，沈括是他变法的忠实支持者。
但在变法失败、王安石被罢相后，沈括却出尔反尔，落井下石，向新宰相吴充立刻起草万言书一份，从政治以及自然科学的角度论证了王安石新法之荒谬之祸，出卖既是领导也是朋友的王安石。
气的王安石从此都不称呼沈括的名字，而是叫他“壬人”，所谓壬人，就是见风使舵的奸佞之徒，俗称小人。
苏轼就曾吃过沈括的大亏。
苏轼到杭州的时候，沈括来拜访他。“与轼论旧”后，将苏轼的新作抄录了一通。
但回到首都后，他立即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一一加以详细的“注释”。
无中生有说这些诗句如何居心叵测、反对“改革”、讽刺皇上等等，然后交了上去。
不久，苏轼因为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而入狱，险些丧命。
例如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
“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这就是文字狱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
喜好搬弄是非的这类人最善于捕风捉影，你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件小小不然的事情都完全有可能被他们信手拈来，大做文章，让你受到伤害。
因此，要尽量离这种人远点。
说人是非，伤人伤己，好话要多说，是非不要提。
《地藏菩萨本愿经》告诫世人：“搬弄是非，使人家争讼斗乱的人，将来要受无舌百舌的报应。”
我们平时也要注意，传话一定要平平实实，千万不要添枝加叶，添油加醋，弄不好就会变成搬弄是非。
远离是非人，不听是非话，是非自然就会离你而去。
“对事不对人”的中等人
如果说“对人不对事”的是下等人，那么喜欢“对事不对人”的则是中等人。
他们往往对于自己有清晰的定位，其理想在于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到极致。
在工作中，他们是战略的执行者，他们往往希望自己做的事情少而精，追求单项工作的完美，并善于享受其中的乐趣。
作为骨干，他们可以在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能够干出非常不错的业绩。
总之，他们一切行为都在围绕解决实际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他们可能是某一个领域的资深专家、学者，企业的中层领导，或者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术派人物。而在古代，他们被统称为“将才”。
“将才”就适合以身作则、冲锋陷阵，如果被安排到了帅位，那结局一定不会好。
大家都知道“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句名言。
李广是汉朝有名的飞将军，箭术天下无双，曾立下赫赫战功。
据史书记载，李广做了四十多年的官，薪俸高达两千石，却家无余财，也没有分购置什么田宅，他把自己的薪俸都拿出来给需要帮助的人了。
对待自己手下的士兵，他爱兵如子，每一次统领部队，都要认真地视察：当自己的士兵们都吃上饭了，才自己也吃饭；在缺水的地方行军，当士兵们都喝上了水，自己才去喝水，所有的难事，都身先士卒自己先做。
他不仅对士兵爱护体贴，连敌人匈奴单于都很敬佩他。
可是一代名将，却一生难以封侯，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是时运不济？还是遭到刻意排挤？难道真是汉武帝没有识人的慧眼吗？
当然不是。
李广最多只为“将才”而非“帅才”。
诚然，李广作战英勇，有极强的个人魅力，士兵都很爱戴他。
但他带兵非常随意，简单省事。
部队行军任意而行，行军走路不按方阵，愿意咋走就咋走。
部队驻扎只看是否在水草边，驻扎下来后人人自便，夜里也不打更巡逻。
来往文书能简则简，能省则省。
也正是这种随意性，才导致卫青与匈奴的决战的那次战役中，李广竟然迷路了，直到决战结束他才找到卫青的主力部队。
当时宫中的几位大臣往往用程不识和李广相比较。
程不识是一位边郡太守，他治军非常严格，行军时编制队列、驻扎等一切都按规章制度。
部队在外作战，有职责明确的层级指挥系统，即使休息也处在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的高度戒备状态。
他的部队从来不打大胜仗，也从来不打大败仗，永远是一整批出去，退兵也是一整批慢慢退下来，左右前后，整个部队的旗号整整齐齐，无大胜亦无大败。
曾有大臣说：“李广治军追求简洁，胜也许胜得漂亮，败也会败得惊心动魄；程不识治军虽麻烦，但他的部队从不会出什么差池。”
的确，“百步穿杨”的李广是个好劳模，是位英勇的战士，但始终不是一个优秀的管理型人才。
所以，中等人适合干中等事，通过自己的踏实努力，做好具体工作就好。尽心尽意将每件事情做得尽善尽美，这也是有意义的人生。
只论格局的上等人
现在最缺的，也是最需要的，是有大格局的人。
凡是有大作为者必有大气宇，格局小的鲜有成功者。他们常常喜欢站在问题的最高点，不在乎一池一城的得失，而以大局为己任。
谋大事者，首重格局。两方势力较量时，最终的结果也取决于双方领导的格局。
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非楚汉相争莫属。
秦始皇出巡时，车仗浩浩荡荡，威风凛凛。
彭城的项羽在围观的人群中说：“彼可取而代之”。
沛县的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是”。
从这两句话中，体现的不只是他们个性上的差别，还有他们格局上的高下之分。
项羽世代为楚国贵族，祖父项燕是楚国抗秦的大将，为秦军所杀。
楚为秦所灭后，项羽与叔父项梁流落楚地。
此时的项羽见到秦始皇，亡国灭祖之恨便涌上心头。“彼可取而代之”，项羽的最高理想是灭秦，恢复楚国的辉煌，楚就是项羽的格局。
刘邦世代平民，对亡楚的大秦，刘邦没有项羽那么刻骨的仇恨。
刘邦只是觉得男子汉大丈夫不应该庸庸碌碌，应该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应该像秦始皇那样威风八面。
正因为如此，刘邦不敢想做楚王，有项羽这个楚国贵族在也轮不到他做楚王，他要做的就是做秦始皇。
由此看来，项羽的格局是楚，而刘邦的格局为天下。
四年的楚汉相争，项羽在历次的战役几乎是每战必胜，而刘邦则是屡战屡败。
但是，项羽每次的战役胜利都会导致力量的一次削弱，而刘邦的每次战役失败后力量又会有进一步的积聚，几次战役都是以刘邦的几乎全军覆灭而告结束，而每次刘邦又都能东山再起。
项羽的眼光只是眼前的战役胜败，而刘邦心目中总是战争的全局，他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或一战的成败。
到垓下一战，每战必胜的项羽自刎乌江，常使英雄泪沾襟，屡战屡败的刘邦则是举杯相庆，纵论得失。
所以，格局决定结局，格局有多大，成就便有多大。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三等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三等人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大千世界！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看懂自己，认清自己的局限，不断提升做人的格局，才是阶层逆袭的最好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