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陆贽对皇上说：“如今盗贼遍天下，圣驾流亡在外，陛下应该痛切地引咎罪己，以感动人心。当年成汤因为罪己而勃兴，楚昭王因为善言而复国。陛下如果能不吝改过，向天下人道歉，让我书写诏书时也没有什么避讳顾忌，臣虽愚陋，也可以体会陛下的心意，让反侧之徒革心向化。”皇上同意，所以奉天时期所下的诏书，就算是骄将悍卒听了，也无不感激挥泪。
术士上言：“国家厄运，应该有变更以应时运天数。”群臣请更加尊号一二字。皇上问陆贽，陆贽上奏，认为不可，其大略说：“尊号本来并非古制。行于国泰民安之日，已经显得不够谦虚，在这丧乱之时，尤其有伤事体。”
又说：“秦朝德衰无道，兼用皇、帝二字，成为始皇帝。到了后代昏君，才有什么圣刘、天元之类名号。由此可知，人主轻重，不在名称。减少一些所谓的尊号，有谦逊的美德，能得到稽循古制的美誉；多加尊崇的称号，反将遭到自夸自大，接受谄媚的讥讽。”
又说：“如果一定要考虑术数需要，非变更不可，与其增加自己尊号而失去人心，不如废黜已有的旧号以敬奉上天的警诫。”
皇上采纳陆贽的话，只是改年号而已。
皇上又把中书所撰写的大赦文告给陆贽看，陆贽上言，认为：“用言辞去打动人，力量本来已经很浅，言辞又不恳切，谁能有所感怀呢！而今天子颁布诏书，悔过之意不能不深，引咎之辞不得不尽，以示彻底洗刷弊政，让人们能宣畅心中郁积，人人各得所欲，大家才能听从！同时，把应须改革的事情，一条条详细列清楚，作为附件，一起颁布。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值得忧虑的事。臣私底下认为，知道自己过错并不难，改过才难；说一句善言并不难，行善最难。假使赦文写得再精辟，但是止于知过言善，不能改过行善，希望陛下再想想这些难以做到的事。”
皇上认同。
华杉曰：
成汤罪己，《左传》记载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大禹、商汤罪己而兴，夏桀、商纣归罪于别人，使自己灭亡。之前我们讲过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现在，唐德宗也要下《大赦罪己诏》了。
楚昭以善言复国，指楚昭王被吴王阖闾攻打，丢失国都出逃，父老们为他送行，楚昭王说：“父老们请回吧！还怕没有人做你们的君王吗？”父老们说：“我们的国王竟这样贤明。”一起跟从他，有的人奔走到秦国，号哭求救。秦王怜悯他们，为他们出兵复国。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
1、
春，正月一日，赦天下，改年号为“兴元”，皇帝下制说：
“要让国家得到治理，施行教化，必须推诚相待，放下自己，帮助他人，不吝改过。朕嗣位登基，君临万邦，却失守宗庙，流落草莽。我不能以身作则，造成如此灾难，过去的事已无可挽回；但将永远时刻思过，把希望放到来。今天，我坦诚表明心意，以示天下。
“小子唯恐德薄，不能继承祖业，因而从不敢怠慢荒废，但是，毕竟长于深宫之中，不懂经国之务，积久成习，陷于沉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体恤征戍之劳苦，恩泽未及于下，下情未能上通，凡事既有拥堵阻隔，人人心怀猜疑阻贰。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未能反省自己，竟然兴师动众，征伐四方，转运粮饷，远达千里，征调车马，远近骚动，壮士离乡，老少送行，全国人民，筋疲力尽，或有一天之内，多次作战；或有一连数年，不能解下盔甲。祭祀无人主持，家室没有依靠，死生流离，怨气凝结，劳役不息，田地荒芜。急征暴敛，政苛令严，百姓疲困，妇女抛下织机，辗转死于沟壑，离去乡闾，邑里化为废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由此导致祸乱，兵变兴于京师，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百姓，痛心疾首，罪过实在在于我自己，永怀羞愧哀悼，如同坠入深渊。从今往后，无论朝臣和地方，所上书奏，不得再称呼‘圣神文武’之号。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都是国家功勋旧臣，为国镇守籓维，联抚慰问驾驭无方，以致心生疑惧；这都是因为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在不像是一个君王，他们又有什么罪！连同他们属下的将吏，朕一切待他们跟从前一样。
“朱滔虽然因朱泚而连坐，路途遥远，必定没有与他同谋，念及他过去的功勋，自当宽恕，如果他能效顺朝廷，也与他重新开始。
“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他的罪恶，我都不忍心说出口！他获罪于祖宗，朕不敢赦免他。对于他所胁从将吏百姓等，只要在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归顺，并散归本道、本军者，全部赦免。
“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军收复京城的将士，全部赐名为奉天定难功臣。
“之前所加收的交易税、房产税、竹税、木税、茶税、漆税、盐铁专卖等，全部停罢。”
大赦令下，四方人心大悦。到了皇上返回长安的第二年，李抱真入朝，对皇上说：“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就知道逆贼很快平定了！”
华杉曰：
德宗这篇罪己诏由陆贽执笔，为平定祸乱，挽救唐朝起了决定性作用。德宗此时，已经到了说什么都没人信的地步，但是，说什么都没人信，还是要看你说什么，怎么说，说得到位，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位，还是能赢回人民的信任。所以，陆贽之前就跟他说，要让自己行文无所顾忌。
诏书首先自称“小子”，虽然只称了一次“小子”，其他都称“朕”，但是，“朕”能自称“小子”，那就是真把全国人民当父老了。
之后呢，皇帝把罪责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对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诏书说：“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都是我的错，他们是因我而受难，是因为我做得不像一个君王，给他们带来灾祸，他们又有什么罪呢？这个话说得太到位了，胡三省评论说：“此等言语，强藩悍将闻之，宜其感服易心。”即便他们不被感化，至少他们也不能拿朝廷对待我们如何不公去蛊惑下属了。
对朱泚，皇帝确立的唯一的死敌，诏书说他“盗窃名器，暴犯陵寝，获罪祖宗，朕不敢赦”，所有的罪责都是我的，但是朱泚的事，跟我没关系，是祖宗的事。这样，把界限划清了，跟罪己诏也不矛盾。
最后，如陆贽所言，光说空话还不行，要把必须改革的事情一条条列清楚同时公布，取消苛捐杂税就是，不能笼统的说，具体取消哪些，一条条列清楚。
孟子说，王天下易如反掌，就是这样，治理一个国家真的不难，就是推其至诚。难的是自己的私心、懒惰、懈怠、侥幸，各种人性的弱点。唐德宗如果一直能听陆贽的，再来一次贞观之治，也是易如反掌。但是，唐德宗不是这样的人，发出大赦罪己诏，他既不是真的听了陆贽的，也不是很认真对待这诏书里到底说了什么，因为没有一句话是他想说的，这封诏书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他不一定怎么怀恨在心呢！全国人民以为是他在骂自己，其实是陆贽在骂他，他只是到了穷途末路，放手让陆贽搞一把罢了。等危机过去了，他就会故态复萌。
所以，无论他说什么，你都不要信；无论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都是蒙混的不同形式而已。唐德宗在奉天之难之后，更加着力于收刮钱财，而陆贽呢，还差点被他杀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