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14.13）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通译】
孔子向公明贾打听公叔拔：“公叔文子先生做到不说不笑不取钱财这样的说法可信吗？”公明贾告诉孔子说：“那是告诉你的人的过失啊。公叔文子先生该说时才说，人家才不讨厌他说话；真正快乐时才笑，人家才不讨厌他笑；通义之财才取之，人家才不讨厌他的取舍。”孔子说：“原来是这呀，难道真是这样吗？”
【学究】
孔子要侧面打听一个人不多见，因为孔子不喜欢道听途说。可是孔子很敬重那些崇尚周礼之人，听人家说卫国大夫公叔文子有这样的德行，就特别愿意去结识，于是碰见卫国名人公明贾时就好奇的打听。
但听说公叔文子能做到恰如其分的说话，恰到好处的开心，照顾仁义之后的获取，才真正明白公叔文子是一个懂得周礼之人，更加敬重这个卫国大夫的为人。
可见当时的品牌就是靠口碑传播，一个真正君子的行为必定远播他乡。从另一方面来说，孔子在传播周礼之时的孤独，寻求共鸣多么不容易。孔子年代离周礼建立之时已经相去三百多年，春秋末期诸侯纷争，周礼已然消失，能听到世上还有此等之人，颇为感慨。
能做到公叔文子这样的德行，现今社会的确少之又少，这样的人不但德行高尚，情商也绝顶高位，智慧之人啊。
【原文】（14.14）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通译】
孔子说：“臧仲武逃离鲁国，以放弃防邑之城为条件，要求鲁国国君立他后人为大夫，这样要挟鲁君的做法，我是不相信这样的。”
【学究】
这是一个历史公案。当年臧武仲因得罪孟孙氏而逃离鲁国，后来回到防邑，要求鲁国国君为臧氏后人作为士大夫，才愿意离开防邑。
孔子认为臧武仲以自己的据点离开鲁国为要挟来要挟鲁国，是犯上作乱的行为，实在不可取。所以孔子在这里就竭力抨击。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拿手中一些所谓的把柄来要挟他人。不过话说回来，在合作中你没有足够的筹码怎能和他人谈判呢？所以要在谈判中取得主动，手中自然需要足够的筹码。
孔子批评臧武仲不是说这件事。而是觉得他不应该和君主谈条件，也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礼制。这是儒家的政治伦常纲要。现在已然不需要这样对待了，因为现在人人平等嘛。
【原文】（14.15）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通译】
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直，齐桓公正直而不诡诈。”
【学究】
晋文公重耳和齐桓公姜小白都是春秋五霸赫赫有名的诸侯之君。但这两个人在江湖中形象完全不一样。晋文公被认为是诡诈之人，而齐桓公则被称之为礼仪之君。这是为什么呢？
东周周天子的势力已经不像西周时期了，这个时候周天子只是名义上的天子，没有能力去统领诸侯，所以春秋时期各诸侯争霸之事层出不穷。但晋文公挟天子而令诸侯，表面上是维护周朝，实际上是为了自己；所以各诸侯国心知肚明，表面上附和，实际上也各怀鬼胎，一旦重耳过后，诸侯联盟就四分五裂了。
而齐桓公不一样，在管仲的辅佐下，成立诸侯联盟，巩固周朝天子地位，让各诸侯避免处于长期战争，使百姓休养生息，所以得到所有人的拥护，自然成为联盟的盟主。
这就是本质的区别。力不及心也。
【原文】（14.16）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义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通译】
子路问孔子：“齐桓公杀死哥哥公子纠，公子纠家臣召忽自杀殉情，而管仲投靠齐桓公，管仲不应该算仁义之士了吧？”孔子说：“齐桓公九次联盟诸侯抵御外敌，从不做不合礼义的出兵，这样的仁难道不是真正的仁吗？
【学究】
孔子对子路的疑问做了深度的解答。
召忽因公子纠死而自杀，看起来是仁义，实际上是愚忠，因为他只为一个人送命只是形式上的仁义。管仲投靠齐桓公，看起来是不忠不义，实际上管仲明白齐桓公才是真正的明君，管仲无论投靠谁都想做一番事业。
这里可进一步探索：管仲没有害公子纠，是公子纠自己的问题导致被杀，这样公子纠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管仲投靠公子纠是希望为国家做贡献，而不是为公子纠个人做事；管仲明白齐桓公杀公子纠不是为了个人恩怨，而是为了国家而动手的，作为个人来说，齐桓公杀自己哥哥比谁都难受，这是齐桓公大义灭亲；管仲明白真正的仁义是为大众百姓，谁能让百姓安居乐业，谁就是明君；管仲有能力通过齐桓公能让天下百姓太平，而且自己有能力把控齐桓公。基于这几点，管仲是一个旷世奇才，才是真正的仁义之士，是真正的大仁。
要得到孔子赞美的人不多，除了三皇五帝，周文、武王和周公，孔子赞美的人就是管仲了，这才是孔子真正的立仁之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