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99天《禁藏 第五十三》第二部分

原文阅读

        故圣人之制事也，能节宫室、适车舆以实藏，则国必富、位必尊；能适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赡、身必安矣；能移无益之事、无补之费，通币行礼，而党必多、交必亲矣。夫众人者，多营于物，而苦其力、劳其心，故困而不瞻，大者以失其国，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行有进退，而力不能两也。故立身于中，养有节。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温，礼仪足以别贵贱，游虞足以发欢欣，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坟墓足以道记。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故意定而不营气情。气情不营则耳目谷、衣食足，耳目谷、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故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矣。是故君子上观绝理者以自恐也，下观不及者以自隐也。故曰：誉不虚出，而患不独生。福不择家，祸不索人。此之谓也。能以所闻瞻察，则事必明矣。

      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牵之以利。能利害者，财多而过寡矣。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法令为维纲，吏为网罟，什伍以为行列，赏诛为文武。缮农具当器械，耕农当攻战，推引铫耨以当剑戟，被蓑以当铠襦，菹笠以当盾橹。故耕器具则战器备，农事习则功战巧矣。

      当春三月，萩室熯造，钻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举春祭，塞久祷，以鱼为牲，以糵为酒相召，所以属亲戚也。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长也。赐鳏寡，振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发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雠，所以建时功施生谷也。夏赏五德，满爵禄，迁官位，礼孝弟，复贤力，所以劝功也。秋行五刑，诛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盗贼。冬收五藏，最万物，所以内作民也。四时事备，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

字词注释

[1]适：适度，节制。下文“适衣服”同。

[2]党：同党，同类。这里指同盟友好的国家。

[3]两：成双，相称，匹配。

[4]虞：通“娱”。

[5]耳目谷：指耳聪目明。谷，善。

[6]隐：考度，省察。尹注曰：隐，度也。度己有不及之事，当致之也。

[7]道：从。

[8]圉：防范。

[9]宿夜：指昼夜。宿，通“夙”。

[10]势：读为“执”。注重，关注。

[11]文武：指军队的鼓和金。文指鼓，击鼓则前进；武指金，鸣金则收军。

[12]铫（yáo）：古代一种大锄。耨（nòu）：除草的农具，像锄。

[13]襦：上衣，此处指铠甲。

[14]菹：疑是“组”的借字。“组笠”与“被蓑”相对为文。

[15]功：通“攻”。

[16]萩（qiū）：萧，香蒿，燃烧产生的烟可用来消除毒气。熯：古“燃”字。烧烤。造：通“灶”。

[17]钻燧易火：古时钻燧取火，因四季不同而改用不同的木材，即所谓“钻燧易火”。

[18]杼：据丁士涵说，当为“抒”。抒井即淘井。

[19]兹毒：滋长的毒气。

[20]塞：通“赛”。旧时祭祀酬神之称。久祷：祈祷长寿。

[21]糵：指造酒的酵母。

[22]拊：击打。

[23]英：花。

[24]竿：刚出生的笋。

[25]息：生养。百长：各种生长之物。

[26]鳏寡：老而无妻为鳏，老而无夫为寡。

[27]振：同“赈”。孤独：幼而无父和老而无子的人。

[28]五正：五政，五种政令。

[29]复：免除赋税或徭役称复。

[30]最：聚，聚集。

译文参考

        因此，圣明的君主行事，能简化宫室，节省车驾，以此充实国家储备，这样，国家定能富裕，地位定能尊贵；能俭省衣服，抛弃玩好之物，来发展农业生产，这样，他的财用定能丰足，身心定能安宁；能摆脱无益的事情、无效的开支，而开展通币行礼的外交活动，那么盟国必定众多而邦交必定亲睦。至于一般的君主，大多追求物质享受，为此费力劳心，国家为此弄得困顿不堪，财用不足，严重的可致亡国，较轻的也危害自身。人的常情是：满足了要求就高兴，遇上讨厌的事情就忧愁，这是不论贵贱都同样的。对接近的东西不能不追求，对远离的东西不能不遗忘，人情都是如此。然而每个人的好恶不同，各自追求想要的东西，结局的安危则不一样，于是一个人贤与不肖也就表现出来了。物有多寡，人的欲望不能与之吻合；事有成败，人的意愿不能同它一致；行有进退，人的力量不能跟它匹配。所以为人处世要保持适中，生活享受要有节制。宫室足以躲避燥湿，饮食足以调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应寒热，礼仪足以区别贵贱，游乐足以抒发欢情，棺椁足以收敛朽骨，葬服足以包裹朽肉，坟墓足以作标记就行了。不作无补之功，不做无益之事，因而心意安定而不为气情所惑。气情不惑则耳聪目明，丰衣足食；耳聪目明，丰衣足食，就不会互相侵夺，互相怨怒，上下就会相亲相爱，刀兵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所以，克制自身，遵行礼义，节俭恭敬，即使无福，灾祸也不会降临；骄傲奢侈，背离法度，违反常理，即使无祸，幸福也不会来临。因此，君子一方面要从违背常理的人身上吸取教训，警戒自己，另一方面又要从努力不够的人身上获得借鉴，反省自身。所以说：荣誉不会凭空出现，忧患不会无故发生。幸福不挑选人家，灾祸也不会自动找到某人头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能用自己的见闻考察反思，事理就一定会明了。

        因此大凡治乱的情况，都是从上面开始。所以善于治国者会运用“害”来约束人们，运用“利”来引导人们。能正确运用利害关系，就能增加财富，减少过失。常人的情感，见到利益没有不追求的，见到危害没有不想躲避的。商人做买卖，一天赶两天的路，夜以继日，迢迢千里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在前面。渔夫下海，海深万仞，迎着波浪，逆着水流，冒险航行百里，昼夜都不上岸，是因为利在水中。因此，利之所在，即便是千仞高山，人们也愿意上；即使在深渊之下，人们也愿意进去。所以善于治国者掌握利的源泉所在，那么人民就自然羡慕而甘心接受，无需推动也会前往，无需引导也会跟随，不烦民也不扰民，而人民自会富裕。就像鸟儿孵卵一样，无形无声，只见小鸟破壳而生。治国的根本，以掌握天时为经，深得民心为纪，法令好比网罟的大纲，官吏好比网和罟，居民组织好比队列，赏罚好比指挥进退的金鼓。整治的农具就像武器，耕作农事就像进攻作战，挥舞大锄小锄就像挥舞剑戟，披上蓑衣就像穿上凯甲，斗笠就像盾牌。因此，农具完备就如同武器完备，农事熟习就如同作战熟练了。

      正当春季三月，点燃香蒿熏烤房间灶台，更换火木，淘井换水，以此消除春天滋生的毒气。举行春祭，祈祷长寿，以鱼为供品，用糵制酒，互相宴请，以此密切亲戚联系。不屠杀牲畜，不打碎禽卵，不砍伐树木，不损害花朵，不损伤嫩笋，以此养护万物生长。帮助鳏夫寡妇，赈济孤儿和没有后代的老人，贷放种籽给无种的农户，救济无力纳税的人家，以此劝勉贫弱之民。发布五项政令，赦免罪行轻微的犯人，释放关押的人，调解纠纷，以此促进按时完成农事，促进粮食生产。夏天奖赏具备五常之德的人，增加其爵禄，升迁其官职，礼敬孝顺友爱之人，免除贤者的力役，以此鼓励人们努力工作。秋天执行五刑，处决罪大恶极之人，以此禁止淫邪，根除盗贼。冬天收藏五谷，聚积万物，以此收纳民众的贡税。一年四季的工作安排齐全，人民的生产效益就能百倍于前。这样，春天仁慈，夏天忠厚，秋天严峻，冬天收藏，顺应天时，符合地利，合乎人和，因而风调雨顺，五谷丰收，草木繁茂，六畜兴旺，国富民强，人民富裕，法令畅通，内无烦民扰民的政治，外无强敌入侵的祸患。

核心内容解读

      篇中指出：“圣人之制事也，能节宫室、适车舆以实藏，则国必富、位必尊；能适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赡、身必安矣；能移无益之事、无补之费，通币行礼，而党必多、交必亲矣。”这里强调圣明的君主能够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做到节俭，并致力于农业生产。这样不仅能够保证国家的富足，而且还能够保证君主的地位与安全。 同时，还有利于开展外交活动，与更多国家交好，促进与他国的友好关系。

      一般的君主则“多营于物，而苦其力、劳其心，故困而不赡，大者以失其国，小者以危其身”。即贪图安逸享乐，不仅使自己伤身劳神，而且也使得国家因此陷入贫困。这样，轻则危害自身，重则将导致国家的灭亡。在经过这种对比分析之后，作者提出了控制生活消费的主张。

      首先，他分析说：“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明确指出了有欲望、有好恶是人们的共同特点。然而，人们的好恶、欲望却是各不相同的，人们又都是根据自己的好恶、欲望而行动的，这样就造成了“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这就是说，因为人的好恶、欲望各不相同，所追求的事物、所要达到的目标也就不同。这样就造成了人的前途命运、道德人格的不同。

      其次，他分析说：“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行有进退，而力不能两也。”他指出就个人来讲，所面对的外在的环境条件、自身的实际能力，与其欲望之间是有差距的，是不能够满足其欲望要求的。这就要求，必须对个人的欲望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节制。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调整和节制自身欲望的情况是不同的。正是这种不同，造成了人们前途命运、道德人格的不同。那么人们应该如何调整和节制自己的欲望呢？为此，作者提出了“俭约”思想。

      他说：“立身于中，养有节。”即人各方面的活动都应当保持适中，尤其是物质生活方面一定要有节制。具体来说，“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温，礼仪足以别贵贱，游虞足以发欢欣，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坟墓足以道记”。即在“宫室”“食饮”“衣服”等方面，能够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就行了。在“礼仪”方面，能够标识地位的高低就可以了。在娱乐方面，能够抒发出情感就行了。在殡葬方面，能够使逝者安息、顺利回归自然就行了。总之，“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即坚决不做那些不能带来实际效益的事情。他强调：“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矣。”即能够做到自我克制，遵循礼义，勤俭节约，谨慎恭敬，这样即使没有大福大贵，也不会遭受灾祸。反之，如果骄奢淫逸，违背法度、常理，这样即使不遭受灾祸，也一定不会得福。

      由此作者得出结论：“誉不虚出，而患不独生，福不择家，祸不索人。”即是说，荣誉并不是凭空得来的，祸患也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幸福并不会自动地选择人家，灾祸也不会自动地强加给某个人。幸福与灾祸，都是由个人的所作所为带来的。所以，要免祸得福，就必须做到“立身于中，养有节”。

      “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牵之以利。能利害者，财多而过寡矣。”意思是善于治国者，都用“害”来约束人们，用“利”来引导人们，把握好利害，就能增加财富，减少过失。把握好利的源泉所在，就会“民自美安”，像鸟儿孵卵一样，无形无声，只见小鸟破巢而生。

      往事越千年，大道相通。从古至今，成功的变法与改革，无不是唤醒、激发与满足人们对于财富、声望、权力与价值感、成就感的渴望，无不是对人性的发现、解放与引导。

      真正的领导者能够深入全面地理解人性的多层性和丰富性。真正厉害的人，是上层动机总控，同时多层动机、多层动能统一起来的人。厉害的国家，是上层动机总控，同时多层动机、多层动能统一起来的国家。

      学者杨鹏说，“即便到今天，一个没有名利意识的人，一个不自觉进行名利制度安排的人，当不了好的管理者。管理者，首先要能迅速洞悉人性深层的永恒的名利冲动，明白唯有满足这种基础性的名利冲动，才能调动出持续的积极性，将个人追名逐利的动力与组织利益的发展高度统一起来”。

        在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农业社会，农业是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因此保障农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要求统治者做到“令有时”。文中强调，提高生产应该顺应农时，“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法令为维纲，吏为网罟，什伍为行列，赏诛为文武”。握天时叫“经”，收得民心叫“纪”，顺应农时，最重要的就是顺应四季轮回，不同季节种植农作物都有规定，人们所做的就是探索自然规律并遵循规律。政府要根据五行之法来规定天时季节，在不同时节颁布不同的政令，调和人事与天道。

      这里涉及到管子的耕战概念。文章中说:“耕器具则战器备,衣事习则功战巧矣”。有学者认为，管子主张耕战，主要是讲寓兵于农。我们知道,管仲的四民分业定居论明确强调士、农、工、商各有其定居区域,而士又主要指武士,他们是兵的主要来源。显然,这和寓兵于农自相矛盾。实际上,“类似于战争”和“战争”明显为两个问题。也就是说,耕战的“战”本意是指竞争,具体为经济上的竞争。竞争类似于战争,但竞争的经济争斗毕竟不是战争的军事争斗。所以笔者认为,耕战、农战都是指农业竞争,国家在农业竞争中获胜,自然就会带来“国兴”“国安”和“主尊”,所以,耕战代表的是一种强国思想,即依靠农业达到经济力量的强大。当然,国家强大和国家富裕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而通常被统称国家富强。

        “当春三月，萩室熯造，钻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四时事备，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这段内容详细地描述了从春到冬一年四季的生产生活，其主要意思是“不夺农时”，强调农业生产要顺应自然的节律，不能人为地破坏和中断自然事物的生长发育周期和自然特性。在不同的季节，采取不同的方法，对自然履行修复、保养、维护的义务和责任。

        自然界因为气候的周而复始变化而存在一定的节律，社会也会因为周而复始的休养生息而存在一定的节奏。相对而言，社会节奏受到人类自身的意志更大的影响，因此，让社会节奏适应于自然节奏是人类顺应自然规律、尊重自然生命之后的内在要求。本文提出“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荀子·王制》提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吕氏春秋·审时》提出“凡农之道，原（候）之为宝”。其主要意思都是告诫人们把握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顺天应时，才能获得丰厚的生产、生活资料。这样“国富民强、民材令行”“内无烦忧之政、外无强敌之患”正是作者期待的理想社会状态。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立中序时：西周春秋的天学与制度（节选）

（上接第198天）

四、政以和时：理念与制度的交响

      周代的“授时”，在形式上存在授年与授月首两个方面。所谓“授年”，就是强调岁首的重要性，《周礼》经常以岁终作为考核群臣政绩的时间节点，以岁首作为颁政的时机。《小宰》篇中有“岁终，则令群吏致事”的总纲，统计《周礼》全书，宫正、膳夫、内饔、酒正、大府、外府、职币、掌皮、内宰、典枲、乡大夫、党正、族师、司门、遂大夫、鄙师、舍人、巾车、士师总共19种次级职官，均明确写有“岁终则会”的考核要求。所谓的“会”，主要指的是财物的审计。职事无关财物，因此不需要审计却仍须面对岁终考核的，还有“岁终稽其医事”的医师、“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的占人、“岁终则弊其事”的大祝。《周礼》中的入会、致事皆在年终，而正月则象征着政事的起点，而正月的第一天，更是起点中的起点。如此重要的日子正是大宰宣政施教的最佳时机：“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大司徒、大司马、大司寇在这一天也有相应的布政职责。

      与上级长官布政训教相应的，是下级官僚在正月之时传示政令。党正需要会聚民众宣读法令，并记录人们的德行和道艺；遂大夫将检验农具，教导人民准备春耕；训方氏布告天下，教四方人民注意观察新出现的物产器械；小司寇率领下属观看刑法，摇响木铎警示人民遵守刑法；布宪手持旗旌，向四方邦国布告宪邦之刑禁。

      至于那些技术官僚，则以正月作为开始一年活动的标志。天府将在所藏的国之宝器上涂抹牲血进行祭祀；菙氏则将牲血涂抹在龟甲上，祭祀卜筮的发明者；筮人在此时选择今年将要用到的蓍草；廋人将牧地上的陈草焚烧干净，准备开始马匹的配种；视祲从正月开始看宅居风水，一直看到年终总结为止。

      岁终的设定在于考核与监察百官的行事，岁首的设定在于为一年的政事设立规范。百官就这样被纳入规整的时间秩序，整个庞大的帝国将在这种秩序下，以一年为周期进行运转。“《周礼》设计的时间制度，目的只是达成一种秩序，而非产生一种效率”。诚如此言，以年岁为制度设计的根本概念，并不能提高帝国的行政效率，但却能确立起一种不容置疑的行政秩序。这种秩序首先来自于统治者对时间定义的严格控制，通过时间与人事的对应，即通过岁时制度，最终达成对一切政事的绝对支配，这也是从“通过权力控制时间”达成“通过控制时间达成权力”的重要一步。

      控制时间以达成权力，事关权力的建构，在意识形态上总是需要自证其合理性与必然性。这就要求在制度之外，还需其他文献在观念上继续加以建构。岁时制度作为联结“时间”与“人事”的重要手段，是上古之“时”这一观念在制度层面的体现。

      “时”之为“政”的第一步，是认识四季的变化规律与自然现象。《小开解》：“春育生，素草肃，疏数满；夏育长，美柯华；务水潦，秋初艺；不节落，冬大刘。”《周月解》：“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气，四时之极，不易之道。”当阐释者将恒行有常的自然规律与人事相对照时，就获得了相应的行为守则。

        将人类社会的秩序准则与自然规律相比拟，这种思维方式还见于《武顺解》：“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东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心有四佐，不和曰废；地有五行，不通曰恶；天有四时，不时曰凶。”这段文字将天、地、人三者对举，分别赋予相应的德行。“佐”之反面是为“不和”，“行”之反面是为“不通”，“时”之反面是为“不时”。文章将天之“时”视为人类行事之榜样，并以此为社会规约寻找合法性。无独有偶，《管子》也有“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之句，所谓“明君圣人”自然就是严持法度，如天道般客观中正之人，是最具统治资格的阶层。而《管子·正》辨析了刑、政、法、德、道五个政治概念的差异，解释“法”时，仍将其与作为名词的“时”并举：“如四时之不贰，如星辰之变，如宵如昼，如阴如阳，如日月之明。”《版法解》篇亦云：“参于日月四时之行，信必而著明。圣人法之，以事万民，故不失时功。故曰伍于四时。”自然规律被视为人间法则的效仿对象。需要指出的是，《管子》成书较晚，“时”字的意义已逐渐落实为对时间的专指，而非岁时活动的宽泛概念。这里的“四时”指代的是四季本身，不包括时令与授时含义。此篇文字对“政”的表述则偏重于行为，更接近上古“时”的人事定位：“正之，服之，胜之，饰之，必严其令，而民则之，曰政。”

简言之，“法”是由对天文历法规律的模仿而来，是为“法立”。相应的，“政”即为“正”，是授时活动的一种泛化，强调的是客观事物（自然、法）与人类活动的联结，也就是“法”的实现过程，是为“令行”。因此，施行法则，授时行令，使民众听从，即为政治，强调“时”的重要性，这就是“时”之为“政”的第二步。

        至于“时”作为政治手段的重要性，细分又有增加国家财富、维持社会秩序两项。管子提出了著名的轻重论：“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国家可以灵活运用调控手段，调整谷物与其他各物的比价，“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这就要求国家对粮食的生产和收获时机有着明确的认知。除了调控粮价，四季的更迭还能带来四次商机：“农事且作，请以什伍农夫赋耜铁，此之谓春之秋；大夏且至，丝纩之所作，此之谓夏之秋；而大秋成，五谷之所会，此之谓秋之秋；大冬营室中，女事纺绩缉缕之所作也，此之谓冬之秋。”另外，更有四次平衡供需的机会，春守泉金，夏守泉布，秋守丝麻，冬守五谷黄金，避免物价失衡，称为“国准”。管子认为，崇尚军事的国家因为常修城池所以容易错失农作时机，而能够依据时令行政的国君，才有称王的资质，即所谓“战国常失地用，王国则以时行”。顺时行政，能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原始资本积累，充足的财政盈余才能带来行政调控的空间，利用物品的季节性差价丰盈国库，从而促使国家向更大的规模发展。这就是“时”的经济作用。

    “时”的另一个作用是维持社会稳定。这种稳定首先体现为阶层及分工的固定。《大明武解》：“应天顺时，时有寒暑。风雨饥疾，民乃不处。移散不败，农乃商贾。”这段文字体现出周人重农轻商的文明特质，他们认为只要顺应天时变化，农民就能安居乐业，而如果天气变化带来灾难，不顺时耕作带来饥荒，农民就会流散从商。“农乃商贾”对周人来说显然是很可怕的后果。社会阶层稳定，意味着民各从其职，大大减少了人口迁移流散的概率，便于社会财富的积累与行政管理。《管子》全书开篇即直陈“牧民”之法：“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四时”在这里的用法显然不是单纯地指代四季，而是代表了应合四季进行农业劳作的行为。作为一部阐述治国方略的子书，《管子》将《牧民》一章置于全书之首，又将“务在四时”置于全章之首，“时”作为农业管理方针，进而起着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其作为政治手段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从反面论述失时的恶果，强调“时”的必要性，是“时”之为“政”的第三步。《管子·四时》有云：“四时曰正。”又云：“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直将“知时”与“失国”相联系，强调“知时”的政治意义。此外，《七臣七主》篇又有所谓“四禁”之说：“故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秋政不禁，则奸邪不胜；冬政不禁，则地气不藏。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下文则洋洋洒洒描绘了洪水、暴风、大火、虫灾的恐怖，以及“民多夭死，国贫法乱”的社会动乱。

      除了政治手段以外，“时”还是一种战争手段。这种战略意义分别从“时”之为“政”的第二、三步衍生而来。《逸周书·武称解》言伐之机有七，其中又分“三兴”与“四时”。“三兴”指政以和时、伐乱以治、伐饥以饱，强调增强己方实力以占据战争主动权。其中“政以和时”为总纲，和时之政自然导向“治”与“饱”，从而取得先机。如果说《逸周书》对岁时的记录，更多的是作为政治理念，那么《周礼》中的岁时，就是以制度的模样呈现的。在明了“时”作为政治哲学的属性后，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实在就更易于理解了。

（完）

参考资料

《廉鉴人心：中国先秦时期的廉洁思想研究》，刘晓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03月

《上古天学知识及文献研究》，林甸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