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坡上开满了一丛丛野花，淡蓝色的，一丛挨着一丛，雾蒙蒙的……”读着这些似曾相识的文字，我发现这不是史铁生前辈笔下的遥远的清平湾，而是我辽阔的鲁西北大平原。

那儿有的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有我挚爱的黄土地，有我勤劳的父母双亲。

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我见证了农民与土地的血脉深情。土地养育了农民，农民又用汗水和泪水滋润着土地，使土地永远洋溢着生机与活力，世世代代，生生不息。

沉重的棉花

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家有了自己的土地。

那块土地，几年前是个烧砖瓦的小土窑，后来土窑废弃了，留下大大小小坑洼和一簇簇瓦片、砖头。我的父母每天天不亮就匆匆吃点饭，带上水和铁锹，推着笨重的独轮车走向朝雾蒙蒙的原野。

中午，我放学回家后，踩着凳子给大铁锅里倒上半盆水，往灶膛里塞几把柴草，把又扁又长的玉米饼子馏热，再从咸菜缸里捞两块咸菜，一块给父母送去。

那时候的天空很蓝，空气很纯净。路旁潇洒挺拔的速生杨如俊逸的侠客，油亮的叶子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小河边的垂柳，这婀娜纯情的少女，轻舞水袖，害羞地向我展示她们曼妙的身姿。柳树下，碧绿的柳蒿沿着小河一路向北绵延不绝，粉红色的旋花点缀其中，如小巧的喇叭在吹送着春天的乐章。

小路旁的洼地里，是我的父母伛偻向前的身影。父亲肩膀上搭着一条手巾，额头青筋凸起，汗水纵流。他躬身推着装满红土的小推车在后面走，母亲带着花头巾，在前面拉着紧绷的绳索一步步往前挪移，

扁扁的车轮下，是深深的车辙，宛如蜿蜒曲折的人生路……

多日修整之后，那块曾经荒芜的土地变得平整而干净，似乎是为庄稼们预备下的一张柔软舒适的大床。

棉籽种下去，不久就探出可爱的小脑袋，左摇右晃之间，叶片逐渐舒展，腰杆越发挺拔，不久就开满了一大片一大片乳白嫩黄的花儿，早开的花儿又渐渐由嫩黄转为粉红、玫红继而紫红。从远处看，这儿就是一片花田。

随着气温的升高，棉花上的害虫也多了起来。棉蚜、棉铃虫、尺蠖……你方唱罢我登台，需要隔几天就喷一次药。

七月酷暑，阻挡不了棉花棵子蹭蹭地往高里蹿，现在它们已经长到父亲的脖颈处了。

害虫越发猖獗起来。父亲背着药桶在密不透风的植株中缓慢行进，仔细往叶片上喷洒着药液。

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太阳在头顶肆无忌惮地放纵着它的威力，地面的热浪也一阵阵扑面而来。

浑身透湿的父亲如一匹负重前行的骆驼。

那正是一年中最热的一天。

最后一滴药喷完的时候，是下午两点。

父亲头痛得厉害。母亲赶紧叫来村医。满嘴酒气的村医，给父亲注射了两支叫做“阿托品”注射液，含糊地说了句“农药中毒”。

村医走后，父亲的不仅头痛没有缓解，而且出现了口渴、发烧的症状，不久开始心慌。更加心慌的母亲赶紧让我把邻居二叔叫来，让二叔套上自己的牛车，把父亲送到了镇卫生院。

到了医院，父亲的脸变得通红，开始出现精神恍惚，手舞足蹈，嘴里是些不着边际的话：“冷，外面下雪了吗？哦，不是雪，快，赶紧摘棉花，你看开了这么多了‥…”

医生经过询问，和化验，结合症状判断，父亲这是阿托品中毒了，赶紧用上解药。

原来，父亲只是有点中暑。村医误把10毫升一支的阿托品当成1毫升一支的，超量19倍用药，从而导致父亲出现了阿托品中毒的症状。

两天后，父亲出院了。他似乎苍老了许多。回家的路上，他绕道去看一看我们家的棉田。

东风吹来，棉花田里绿浪翻滚，此起彼伏。那些壮硕的棉棵似乎是父亲的儿子，看见父亲来了，争着要投入他的怀抱。父亲踉跄几步，走过去紧紧搂住两株棉花，粗糙的大手在光滑的叶片上摩挲着、颤抖着。

那些高大的棉株赶紧抖落了紫红的花瓣，摇摆着碧绿的棉桃，吐出了雪白的棉花——他们说：“您瞧，我们长大了！”

父亲点点头，憔悴的眼睛里顿时充满了光彩。

吐絮的棉株越来越多。我腰系编织袋做的围兜，每天去采摘那白胖的棉花。一朵朵含着籽粒的棉花，握在手里柔软而温暖。

天空碧蓝如洗，雁阵从北方飞来，如成群结队地从头顶掠过，那清亮而悠远的雁叫声，在清秋凉意里久久地回荡。棉花的叶子开始变黄，成对的花蝴蝶和红色的蜻蜓在棉株间穿行嬉戏，蛐蛐的叫声好听极了。

我们小孩子才不像大人那样，对这些好玩的事儿视而不见，我老想着捉住那对花蝴蝶做标本，总是抓不住，所以我就到处寻找它们的影子。

地里的棉花越开越多，终于摘不过来了。为了避免棉花被雨淋湿，父亲和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蹚着浓重的夜露去摘半开的棉桃，晚上收工回来，再在昏暗的油灯下面把里面的棉花剥出来。

霜降前的那几天，父母每天两三点钟就下地摘棉桃了，因为过了霜降，同样的棉花会被收购员压下一两个等级，价钱降低很多。即使是原先采下来的棉花，如果没有及时卖掉，过了霜降就是次花或者等外品的价格。

成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国家下拨的大量购棉款被各级收购人员侵吞了。他们通过虚开购棉数量、往棉花捆里藏石头、一车棉花过两次磅等方式把国家的资金据为己有，继而以降级、压价的方式把这种亏空转嫁到农民头上。

如我父母一样的农民，一心感念党和国家的恩情，却不知道，如果没有那些“硕鼠”，他们的日子会更好。

伤心的玉米

父亲没什么文化。

六零年闹饥荒的时候，爷爷作为村干部，常常把自己家仅有的一点粮食拿出去周济村里的穷苦人，家里的的几个孩子看起来比一般人更瘦弱。我父亲刚上二年级。骨瘦如柴的他每天要艰难地翻过高高的黄河大坝去邻村上学。随着饥荒的加剧，他那浮肿的小肚皮里的仅有的一点树皮汤已经不能支撑他爬到坝顶。有好几次他爬到一半眼前一黑便滚落到深深的沟底。

人生不可逾越的不仅仅是鸿沟，有时候可能是一条大坝。

没文化的父亲从不会好高骛远，只是把种好地当做自己分内的事。父亲和母亲把田里收拾得干净、整齐，几乎看不见一棵杂草。泥土湿润润，庄稼水灵灵。

我家有块玉米地位于一条乡间小道旁，是附近几个村的乡亲去镇上赶集的必经之地。从地头经过的乡亲，看到这样齐整的庄稼，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会啧啧称赞：“看这庄稼，一看就知道主人家是个勤快人！”

父亲谦虚地回答：“打到囤里才是粮食，不要光看眼前的好苗子。”

不久，我的曾祖母病倒了。爷爷整天忙村里的事不着家，奶奶又是小脚，跑不了多少路。请医问药，床前床后的照顾，里里外外一应大事小情，几乎都落在了父母身上。疏于管理的玉米地里渐渐长起了没膝的杂草。

母亲说买瓶除草剂，父亲犹豫不决。那时候除草剂还刚刚开始在国内使用，不管是销售人员，还是农民，对除草剂的性质、用量等都不甚了解。父亲本来怕除草剂影响作物生长，但是实在忙不过来，就先买了一小瓶，在路边那块玉米地里喷上了。

打完除草剂的第二天，父亲起个大早去玉米田里查看情况，老远就看到早先支棱稜的玉米叶子已经打蔫。一阵隐隐的担忧如夏日午后的阴云，渐渐涌上他的心头。

父亲初步判定可能是喷药导致玉米中毒了，但是曾祖母病重，他来不及考虑更多，先往医院赶去。

几天后，当父亲再次来到那块玉米田的时候，他发现地里的状况，远比他预想的更糟——三亩曾经长势那么旺盛的玉米，变成了一大片暗绿色的草绳。一棵棵东倒西歪秧苗，已全然了无生机。

父亲蹲在地头，一支又一支地吸烟。

有一种九死还魂草，即使晒干了，遇见水还能复活。可是玉米不是九死还魂草，萎了，就再没有回转生机的希望。

整整三亩玉米地，全家小半年的口粮，荡然无存。

经历过饥荒的父亲，对粮食有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情愫。他曾经多少次望着那些长势良好的玉米，畅想着丰收的场景。热气蒸腾的玉米地里，又高又壮的秸秆挑着粗如臂膊的玉米锤，如凯旋的士兵般威风。他左右开弓，掰下那些露出金黄色牙齿的宝贝们，汗水涔涔的笑脸上，是一道道红红的伤痕。那些玉米叶子，是剑一样地锋利，他却浑然不觉。

切盼丰收，终成一梦。梦醒时分，黯然神伤……

一个月后，父亲和母亲把满地黄褐色的玉米秧收拾干净，把地耙平。

这一季误了，还有下一季。

望着平整而湿润的土地，父亲的目光渐渐有了神采。

“现在不是去想缺少什么的时候，该想一想凭现有的东西你能做什么。”

这是《老人与海》中的句子，可惜父亲不知道。

甜甜的小麦

秋收过后，下一季播种开始了。

鲁西北平原种的是冬小麦，我们那儿直接把冬小麦叫做“麦子”。老人们说，麦子是后娘养大的，十冬腊月天让在野地里受冻，熬过了严寒的冬小麦，比没有经历过冬天的春小麦更好吃。

可见磨难并不一定是坏事。

今年的小麦品种据说秸秆硬、抗倒伏，为了合理密植，我们家的播种量比在生产队里每亩增加了几斤。父亲期盼着这几斤麦种播下去，亩产能提高百八十斤。

这个冬天，麦子似乎找到了亲娘，在十月小阳春的天气里，开始生机勃发地徒长。为了阻止错认了亲娘的麦子撒欢，父亲和那些大爷大叔们拉出老黄牛，套上石碾子去碾压那些大惊失色的麦苗。石碾子噜噜滚过之后，遍体鳞伤的傻麦苗们喊冤叫屈：“你们不是盼着我们长得好嘛，现在又来这阵势，又是为哪般？”

镇压麦苗不是每年都做的，但是划三遍锄、浇三遍水、锄三遍草、打三遍药，却是父亲每年必做的功课，而且只多不少。

转过年之后，才是真正的阳春三月天。几场春雨之后，小麦抽穗了。那细如针，软如绵的小麦花，在暮春时节的艳阳下悄然绽放，在那一刻钟的短促生命里，尽情挥洒着她卑微的美丽。墨绿的麦浪一波连着一波循环往复，向远处翻滚着，涌向那个绿树环抱的小岛——炊烟袅袅的村庄。

“小麦扬花灌浆，一年丰收在望。”这时候，父亲每天都要扛着锄头到麦田转一圈，我常常跟着在他身后捉草丛里的绿蚂蚱。父亲时而划掉田边刚出头的草芽；时而盯着麦穗和麦秆看一会，目光中除了淡淡的喜悦，还有一丝不易觉察的愁思。

和暖的艳阳天没有持续多久，小麦的盛花期还没过，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夹杂着冰雹，把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气一股脑倾泄在了鲁西北平原上。

当我们小孩子望着院子里晶亮的冰雹惊喜大叫的时候，父亲的脸色变得越来越凝重。

狂风暂停，暴雨初歇。

父亲抓起一顶破草帽就冲进了淅淅沥沥的冷雨中，我在屋里呆腻了，也学着他的样子，抓起另一顶旧草帽跟了上去。

外面风是小了些，但是冰冷刺骨，穿着夹衣的我不禁打了几个寒战。我踩着父亲留下的大脚印，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他走向烟雨迷蒙的原野。

通往村外的林荫路上，到处是刚被风吹折断掉的树枝、树叶，还有紫谷穗一样的杨花簇。 我们脚下的地上，是被雨水冲刷出的纵横交错的“小溪”，眼前是横七竖八打着旋儿倒下的小麦，一层叠着一层，绵绵延延直到雾气弥漫的远方。

我们家的一块小麦就倾倒在这一大片麦田之中。

此时，我忽然明白了，父亲望着密密的麦秆和肥肥麦穗何以现出隐忧的神情了。父亲说，由于去年秋天播种量大，小麦植株稠密，下雨之后泥土变得松软，再加上麦秆头重脚轻，狂风过后，大片仆倒。这样一来，增加了割麦的困难不说，小麦大量减产在所难免。

我问父亲：“秸秆倒了，竖起来不就行了？”父亲皱了皱眉，摇摇头：“不能竖！会伤根。能结多少粒就结多少吧……”

半个月后，倒伏的小麦渐渐由由墨绿转为浅绿再到蜡黄，继而变作枯黄。

父亲早已磨好了几把锋利的镰刀，当南来的干热风连续刮了三天之后，三夏大忙开始了。

一层层割断那些层叠的麦秆，最里面的已经发霉变黑，那些麦穗里面几乎颗粒全无。

匆匆地割麦，匆匆地打捆、装运，匆匆地打轧、晾晒……不仅人顾不上回家吃饭，连牛和羊都被牵到了地头。小麦脱下籽粒之后，父亲和母亲就干脆睡在场院里。夜里什么时候起风了，就赶紧起来，把籽粒里面的麦皮和细碎的秸秆顺风簸扬出去。

……直到有一天，麦收终于接近了尾声。

晒好的麦粒被收集起来，堆成一个圆锥形，将要装袋收仓的时候，满脸疲惫的父亲扔掉扫把，一下子坐在晒场温热的白土地上，常常地舒了口气。

父亲拍了拍双手的灰尘，从麦堆中间抓出半把粒子，仔细端详着，嗅了又嗅，饱经沧桑的面颊是露出陶醉的神情。从麦籽下地到今天，九个多月的辛苦早已随风远去，只留下这朴实无华，散发着阳光味和土腥味的籽粒。

父亲说：“虽然麦子倒伏减产了，但是这一堆也不少，除了交公粮，今年能让你爷爷奶奶一年到头吃白面了！”

对于父亲的说法，我们全家无异议。有国才有家，交了公粮，还能让爷爷奶奶吃上白面，那是多么好的事儿呀。至于我们嘛，往后吃白面的日子还长着呢！

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抓起几颗麦粒细细地看，尽情地闻，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着。

一丝淡淡的甜味顺着麦粒的汁液慢慢深入我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