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风波

已近五十知天命的年龄，我眼前却不时略过童年懵懂的回忆，特别是计划生育风潮对我家的影响。我家共姊妹兄弟6个，5个女孩1个男孩，母亲当年为了实现家中有个男孩的夙愿，从我三姐开始，乳名均起的是男孩名，我排行第四，我的乳名叫小明。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普通又朗朗上口。

我的弟弟是1981年出生的，我隐约还记得时值秋末，天渐渐凉了起来，那天早晨我和妹妹正在屋子里玩，听见娘在屋里不停地哼呦，爹急匆匆跑着出去，一会村医洪波大叔斜背着一个刻有红“十”字的药箱跟着爹进了里屋。

“不行，马上要生了。”

“赶紧烧些热水，越多越好。”

爹端着锅子进进出出，同时对我和妹妹吆喝着“出去耍，家里大人都忙的很，不要再吵吵了”。

临近中午，我和妹妹回了家，只见娘躺在里屋的床上，头包着围巾，疲倦红润的脸笑盈盈的，“快来看看，这是你弟弟，这是你弟弟”。一个小不点眯着眼被包裹的严严实实，我和妹妹凑过去盯着看，但又不敢碰。原来是娘又生小孩了，我惊叹着，那一年我正好7岁、妹妹6岁，娘48岁。

周围的邻居碰到玩耍的我家姊妹，都喜笑颜开的逗我们，“你娘真了不起，终于生了个男孩子。”弟弟出生十二天，家里要“送米面”，亲戚和邻居们有送鸡蛋、挂面的，还有送缝制的小孩衣服和油条的，大人们进进出出，脸上都洋溢着春风般的笑容，“这多好呀，盼星星盼月亮，五个闺女一个儿，宝贵得很”。

弟弟还没出满月，村上不时来辆大喇叭车在我们家的胡同头高声吆喝着，冲淡了一家人的喜悦。邻居婶子小跑过来，悄声提醒着我娘，“计划生育罚款的可能要来了，你们赶紧收拾一下吧，听说超生要罚好多钱来。”晚上，爹从几十里远的厂子骑车回来，满脸是汗，头发上白乎乎的，好像结了一层霜。他和娘一直在屋里嘀咕着，很晚都没睡。早上很早爹就起来忙活，邻居几个叔叔也在搬进搬出的，我和妹妹睡得迷迷糊糊，娘在里屋对我俩吼叫着，“快去村头看看，大喇叭车又来了没有？”我和妹妹一路狂奔到胡同头、又到村东头，过了好一会儿，真的来了一辆蓝色大头车，车箱里一个当官摸样的人举着喇叭高声吆喝着“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严禁超生……”。眼见车越来越近，我和妹妹飞也似跑回家，对着娘大声禀报，“不好了，大喇叭车好像要来我们家了”，娘抱着熟睡中的弟弟来到外屋，对爹说：“一会来我家可能会抄家，千万不要把你带走法办呀”，爹满脸愁容地说：“只要不把咱们家的猪绑走和梧桐树砍了，就很好了”。大姐在外求学，二姐三姐帮着爹在屋里收拾着，一会儿娘便“啪嗒啪嗒”掉眼泪了，我和妹妹也跟着开始哭起来。

喇叭声越来越近，一会十几个人便涌进了我家的院子，干部模样的人举着喇叭依然在不停地吆喝着。邻居们跟着队伍进了院子，同情的望向我家的屋子里。一个婶子走过来，悄悄拧着我的肩膀说，“赶紧哭，要不然今天人家就把你弟弟带走了。”我和妹妹一人扶着正屋的一个门框，撕心裂肺的哭起来，任凭大喇叭吆喝。过了好一会，领头的说“看看屋子里的东西，值钱的收拾一下搬到车上统统拉走。”几个人进到屋里，一个拎起收音机，另几个人掀开屋角的大瓮，“呀，这缸里怎么全是麦穗皮，粮食藏哪儿去了？”有个人用手在里面拨弄着，“粮食藏在下面了，心眼真多”“装袋子，拉走。”

弟弟依旧在外屋床上酣睡着，任凭周围的嘈杂与哭泣。“你看，这胖乎乎的小脸，多俊生的孩子，别怕，以后日子还长着呐”，邻居们对满脸愁容的娘说着。一会儿家里的桌椅贴上封条，一件件搬走了，猪圈里的猪“嗷嗷”叫着也被五花大绑装上了车，屋子地上撒满了麦穗皮，瓮里的粮食还剩几粒散落在缸底。我和妹妹靠在院子里那棵粗大的梧桐树上，啜泣着望着进进出出倒腾我们家物件的人们。

喇叭声越来越远，我家除了院子里的树，屋子里只剩下了床，一切空荡荡的。娘抱着孩子焦急地等着爹回来，“千万不要把你爹也法办了”。晚上，父亲满脸愁苦地回来了，上头说：“要交五千罚款，不然过一阵子还要来。”“哎……”那晚娘的叹息仿佛凝固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

后来，我断断续续听说爹娘东拼西借凑够了罚款，贴着封条的家具也陆陆续续物归原主了，但家里那几头大猪却再也没回来，爹被开除了党籍，职位也降了三级。娘又买了几头猪仔、小羊、鸭子、小鸡，我每天放学后就是牵着羊去村东庄稼地边放鸭子、割草，娘背着弟弟在地里操持着庄稼，爹来回骑车去几十里外的厂子上班，姐姐妹妹放学回家都自觉地帮着家里劳作，好不容易养的猪和羊都被娘卖给了屠户。三年后，家里的欠款基本还清了，紧巴巴的日子随着弟弟渐渐长大，也越来越朗润了。

这是我的第一篇小小说，也是我真实的童年记录。

（杰芳深夜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