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辈，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很多都是在一个单位里工作一辈子。工作岗位稀缺，基本都是国企。想要调换工作很难，需要上级机关的调令，才能从原单位提取档案，将工作关系转换到新单位。父辈们退休后的养老也是由单位负责。
十多年前，我们渴望好好学习，上个好大学，毕业后能进入一家好公司，最好是五百强的外企，或者是铁饭碗的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在这些单位中勤勤恳恳，升职加薪。
随着技术（例如互联网）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我们的职场正经历着工业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转型。
一方面，职场人士待在某个工作岗位上的平均时间下降到了不足4.5年，换工作、跳槽，重新规划、重塑职业生涯成为了日常。
另一方面，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也更加多元，自雇性的“碎片式工作者”（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远距离办公逐渐取代了朝九晚五按部就班，以项目为基础的碎片式雇佣将变得像全职一样常见。
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得益于办公工具的发展。在工业时代，需要大设备、固定办公的厂房，这些都需要大资金、大投入，只有大公司才有能力。
在互联网时代，很多工作只需要一台电脑、WIFI、手机就能随时随地完成，使得人们能够独立进行工作。
人们通过网络获取项目，监控工作需要，敲击键盘就可以与任何地方的企业取得联系，运用支付宝、财富通等支付平台就可以完成自动化回款。
互联网降低了开办新企业的资本支出和风险，1000元就能创业，一个人在自家卧室，就可以成立一个公司，这成就了许多超级个体。
例如樊登，在十几年前，他想要有所成就，还必须依赖中央电视台等组织平台。而现在，他可以在自家的书房录制读书会的音频、视频，通过互联网瞬间在全世界播放。而他所需的办公设备只是一台摄像机、一台电脑（或一部智能手机）、宽带。这些是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置办的办公工具。
在大公司获得稳定工作的神话在逐渐消失。越来越多的个体不愿意在格子农场空耗生命，成为企业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
越来越多的公司，尤其是指数型的公司，认为过去那种岗位与符合要求的人才进行匹配的方式是没有效率的。旧的工作契约基于用工作的稳定性来交换员工的忠诚，与现在人才的选择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大，流动性越来越强的趋势相悖。
指数型组织开始建立新的社会契约，会聘用大量临时性工作者（随需招聘的员工），提供碎片式、项目式的工作机会。
这让公司，一方面可以降低招聘固定员工的成本和风险，不需要为他们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负责；另一方面，也可以找到最具创意的个体（或临时性团队），高效地完成项目。
在美国近30％的工作，包括律师、会计及其他传统“好工作”，都可以被外包。即使是那些不能被外包的工作，其完成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