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了，区文化馆举办摄影学习班，我想，这也是一门艺术，就报了名。那个学习班办得很好，请来的老师是解放日报负责摄影的副总编。老先生从摄影原理讲起，讲如何取景，如何运用光线，达到最美最佳效果，如何运用光圈、光速（那时没有傻瓜机）。每周日上一课，上了两个来月吧，结业前，让我们所有学员，去人民公园拍些照，在洗出照片后，再一一点评。我拍的一张小姑娘荡秋千照片被评为最佳。我先在那里观察，那天，天气很好，一个小姑娘秋千也荡得很好，她往往在荡到最高，脸朝下时神彩飞扬格格地笑着，于是我用光圈十六，速度二百分之一秒，抓拍了一张。蓝天背景，画面亮堂，动感十足。文化馆为此办班还办了摄影班学员的摄影展。每帧照片都有摄影者姓名、所在单位。所以，这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当我在穿过文化馆去俱乐部图书馆时，被人一把拖住，“哎，什么时候搭我拍二张照片。”我一回头，竟是栾招娣。她与丈夫、儿子一起在文化馆俱乐部游玩。她与我亲热地交谈了会，才分手。

这年夏天，厂里动员家属工回家，除个别的走得很爽气如检片组里的家属工吴大妹，那位不当借用别人奶罩的姑娘，她不经动员、劝说，一口答应，走前特特地找到我：“纪已巳，我要走了，我还会来看你的。到这个厂来就是偶到你、认识你是愉快的。”我忙说：“过奖、过奖，大家对你其实也很好的。”“好，是好，不过背后做小动作、打小报告的人也有。你，对人，人前背后一个样，总是热情直爽，不拢怂人，最主要的，你善解人意。我，”她说到此，羞臊得满脸通红“我——，我还会来看你的。”说完转身就走。她这一走却一直没来过。我想同我与┌平湖姑娘┐之约一样。这工作领导上做得很吃力，有哭的，有不肯走的，最后，将一些不肯走的家属工，联系了所在居委街道，组织了一个生产组和一个车煤渣的运输队，生产组是在江理仁、柳彷贵、度秋葚、钱林福等他们住的家属宿舍院子里的场地上，搭建起一个工场间，生产各式手套。运输队的一群妇女活跃在厂里，一周来三趟。除此以外，个别的人留下的也有，如一位叫辜驰掣的小青年，他哥比我大二岁是本厂职工，工资与我一样四十四元，已婚，家住广元路上的一个全是草、木结构的简易房组成的弄堂里，父母俱全，所以家境十分困难。他做家属工，每月卅六元，至少不用靠他哥过日子了。当他嫂子生了侄儿后，他也住到我们宿舍。

这年夏天，我父亲从劳改农场回来探亲，住姊姊家。我去看过他两次，给了他些钱。他回来后，平时每晚有姊夫陪他喝酒，星期六晚上把家住褚家行的叔叔叫来一起喝。星期天早上起来去把外公请来就开始喝酒，我上午去看他，带了点莴笋、肉，还买了只鸡。当我拎着这些菜到姊姊处。一上二楼楼道，此时，她的隣居有好些人在走廊里自家屋门外的煤球炉边忙着，第一位看到我的与姊姊年令相仿的妇女就笑着对我说：“噢哟，娘舅来了”，並扯开嗓门向西头喊：“新嫂嫂，那娘舅来了。”于是，走廊南、北两边在忙的女人们，都转过头来看我。有人说：“娘舅还买了菜来。”我与她们点头打招呼。我的外甥、外甥女本来在走廊东头与别人家孩子在玩，听到我的声音，外甥就奔过来，外甥女也在后面也跟了过来。我把菜交给姊姊后，外甥、外甥女簇拥着我进了屋里。外公和叔叔看到我很高兴。父亲只淡淡一笑，姊夫立即站起，走到床后的碗橱里，拿了杯、筷来让我坐下喝酒。柳安木的圆桌放在床前，外公坐在床上，父亲坐在西侧窗前，叔叔坐在他左侧，姊夫将我安排在叔叔的左侧，自己将凳子往床边拉，我在坐下前，从衬衫口袋里拿出四根棒棒糖给了外甥、外甥女他们很高兴，又一块出去玩了。

我坐下后，将注意力集中在外面走廊里，听到第一个与我打招呼的妇女对姊姊说：“新嫂嫂，侬阿弟蛮会买菜。侬看四根雪荀又粗又嫩，一刀肉是五花肉，膘厚（那时，油要凭油票，一人每月半斤，所以人们吃肉喜欢吃有膘的），鸡也是肥肥的，炖炖汤是呒末闲话了。”接着，一位老太的声音：“新嫂嫂，那阿弟啥人家姑娘嫁给他，肯定享福的。就从伊买这点菜就看出能干。这些菜不会是菜场里买的。”那位第一个与我打招呼的妇女进来问：“娘舅，侬，菜在啥地方买的？”“龙华自由市场。”老太听到我的回答：“我讲得不错吧。”就有人讲：“老太，侬介看好伊拉娘舅，让那孙女嫁给他好了，年令也差不多。”“现在不作兴包办婚姻的。伊拉娘舅不晓得有女朋友伐？”姊姊回答：“有了，在北京。”屋里几个人喝酒，独父亲抽烟。想当年，戒烟戒酒，吃素放生，心向如来……。外公像弥陀，坐在那里，不紧不慢，悠悠地喝酒，不大吃菜。叔叔偶而插上句把话。附和父亲的谈论。姊夫，笑吟吟，不慌不忙，给大家添酒，姊在外面忙得开心。可我越坐越不耐繁。于是，在陪了个把小时后，推托有事就走了。后来姊告诉我，这天从早上八点一直喝到晚上八点，因叔叔要回家了，才息。她买了不少菜，我又带去的，全吃光，晚上还去添了些。我想，父亲虽经劳改，没改弦易辙改变本性。这是他的内因，他的人生观决定的。他，还是那个他，对家，对儿女不负责任的那个他。

那个星期天，我去姊姊家前，带上伍淳英的照片，一腔热情想对他说：淳英即将毕业分配工作了，（关于淳英的事，我在信中曾告知过他）我想我们将家建在北京去，他也可与蛮娘团聚了。可他在喝酒中，涛涛不绝地述说劳改中的种种事情。我试了几次要插嘴。他总是即刻睹住。故我托辞走了。不过，天真的我，並不知道，当时的政策，劳改过的人，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是不接纳的，要回来，得回到原藉的乡下去。另外，我还不知道的是，他已没有婚姻存在了，蛮娘在他去年刑满时就与他离婚了，只是他不想告诉我们。

秋天里的一个下午，我在中间的十号车上制片。曹奇在接了个电话到我右边的十一号车上温和地说：“朋万里，去次保卫科。”朋万里问：“是外调吗？”轻轻地回“不知道。”朋万里待水压机的气缸沉下去，把模子拉出来，拿下唱片，放到木箱后，再走。不一会，皋长友来了，找曹奇去了更衣室，拿了朋万里的衣服走了。第二天传来消息说，朋万里因参与过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活动进去（公安局）了。同时传来一个离奇的消息，与公安人员谈笑着一起押送朋万里去公安局的皋长友也没回来。不久厂里有了些人事调动。首先团委副书记那位姑娘调走了。党委办公室值勤陸小妹调到我们细纹间当检片工了。于是人们纷纷猜测皋长友大概是犯了男女关系的错误，可能一吃俩。后来，在一次厂务会议上，江理仁与各部门领导议论完生产任务后，党委书记柳彷贵说话了，他先宣布照公先调离总务科去印刷间当排字工。然后说皋长友的进去：他犯了男女关系错误，所以在公安局来抓捕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小卒子朋万里时，我让他陪同押送去公安。我要求局里暂时别让他回来，让他在里面反省反省。他接着将话锋一转，对着一车间的小左、王科早发起火来：“你们是不是因为与皋长友一起从北京来的，特别有感情？我将与他勾搭的人放到你们车间来，是让她劳动改造的，可你们到好，让她去检片，对她挺照顾的。你们这是与谁唱对台戏？”吓得小左、王科早立即检讨，表示回去即刻让她下去当细纹间压片工。

这年秋末冬初，度秋葚与厂保卫科科长一起去北京，度秋葚在半路上跳车自杀了。他为什么要自杀？似乎是个谜。于是有人悄悄议论着二点：一，皋长友是度秋葚在调定制片间“南北派”时选拨出来的两个人之一；二，厂里的保卫科长有什么事要去北京部里？这些可能是度秋葚心里打不开的结。这一系列事后，一度厂工会主席李有才常来我们制片间走走，呵呵笑着，与大家打打招呼；江云涌在车间里有了磨擦事时，很少再发些阴阳怪气（用蒋达亨的话说：挑事儿）的话语了。

父亲回劳改农场不久，来信说要买个水烟筒，要水烟。在信中算是体贴我，告知这东西在淮海中路雁荡路西边，一个坐北朝南的弄口旁的小店里有买。我看了信就生气，在上海时，我给他钱，他没说什么。他信中能清楚地告知地址，说明他去看过。那末何不在上海时，就向我多要些钱买了带走呢。这水烟筒確实不像烟嘴、烟斗和烟丝，稍为高档点的买烟的店家都有。我只得在那店买了水烟筒、水烟，到思南路郵局买了个相应尺寸的木箱装好，付邮费寄了了事。

让我高兴的是伍淳英分配工作了。她与一个最要好同学小王一起分到北京远郊的P县的县百货公司，她自己很高兴，说比起虽分在北京城里只是一般商店当售货员要好些，离家是远了些，但有发展前途，因为她们要管辖指导下面各乡的商店，给下面配货什么的。六二年春节快到了，她告诉我，要到年卅的傍晚才能回家，因为商场五点关门，乘车回北京，路上要一个多小时，从长途车站再转车，怕要到七点左右到家。我告诉她，我将买小年夜早六点从上海到北京的直达快车票，这样到北京也将是大年卅晚上六点左右。然后回家也将在七点左右到达。在去京前，我买了十斤年糕，五斤糯米粉带去，因为北京居民的定量中要搭吃粗粮棒子面粉（上海叫六谷粉，即玉米粉），粳米每人每月只有二斤供应。上海呢，粳米供应也少，吃籼米，籼米与粳米的区别，吃口上硬、软有别。当时上海人有喜欢吃籼米的，因其涨性好，感觉上同样份量的米烧出饭来比粳米要多些，看似吃得多些，但因油水少，按定量吃米饭挨不到下一顿吃饭就饿了，特别是爱动的孩子。我呢，因为定粮高，而且是在厂里食堂吃还好些。我带这些去，一是北京没有卖宁波年糕，更没有糯米粉供应。我想在春节里让四个人（我、蛮娘、大娘、伍妹）有点好吃的。年糕可炒来吃，也可做汤年糕，糯米粉更是南方的佳品可做圆子、做饼等。我想伍妹她娘俩可能没吃过这糯糯的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