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可以说是人尽皆知的作家，他的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极为精湛，《十八岁出门远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等一系列作品，让这位有着深刻社会感悟，有着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作家进入大家的视野中，并以作品深刻的感知能力印刻在读者心中。《十八岁出门远行》便是余华的成名作，发表于1987年的《北京文学》。
其主要讲述了十八岁的“我”开始了第一次独立旅行，在开始时“我”显示的一切都很放松，把一切都想象的很美好，以至于“我”会轻易相信司机能够捎我一程，极为荒诞的事情就是在途中汽车抛锚，遭到了附近人的抢劫，“我”念及司机的帮助奋力阻挡，甚至于自己的书包也被抢走，而“我”赫然发现司机巍然不动，这时才反应过来他们是一伙抢劫惯犯，而自己只是他们的一块刀下鱼肉。最后，司机夺过我的行李，径直离去，独留“我”在原地发呆。
在这之中，“我”阻挡抢夺时司机的冷漠和之后夺走“我”的包的这种荒诞，让我本来未经社会摧残的价值观摧毁殆尽。“我”在十八岁的梦想和激情在现实面前似乎是那么的可笑。
余华的作品深受卡夫卡作品影响，这部作品平淡的荒诞，让人觉得不可置信而又合理。正如卡夫卡《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在变成“甲虫”时的荒谬和家人看到它的变化不断地情绪变化合理性相辉映，在荒诞的故事中表现出当代社会的人性“恶”。
十八岁的“我”在如今也仍然是这样，十八岁是很多人踏入大学社会，开始接触一些社会问题的年龄，自己一人初入社会，被人算计、践踏在当今屡见不鲜。“我”和“我们”都是在经历过社会的黑暗之后才会将之前单纯的认识崩碎，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人。但是，当“纯真”在这个社会被人利用，人“善”的本性得不到发挥而胎死腹中，那社会便是病态的，是需要医治的。“湘西”之所以成为沈从文和诸多人心灵的寄托，正是因为它脱离城市文明的病态，张扬人性光辉的那一面难得的纯真。
余华与卡夫卡作品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它的关键点就在于只要社会问题仍然存在，那么作品的生机便不会失去，人们的反思便不会停止，十八岁的“我”是这样，许三观是这样，格里高尔也是这样。他们是小说中的我们，我们是现实社会中的他们，我们总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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