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苏世民是“华尔街之王”。财富杂志做过一期“Cover Story”,封面上就是他,“The New King of the Wall Street”(华尔街新王)。这个人确实比较传奇,1985年创业,跟另外一个合伙人,每人各出20万美元。金融危机的时候,那时他的公司的股价跌了百分之九十,公司竟然没有垮掉。现在,他掌管的资金是2700亿美金,其公司涉及很多领域尤其是房地产这个风口浪尖的领域,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由于房地产。公司有各方面的投资,股东的回报都很好。这是他不错的业绩。看一个人,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中国人的标准是“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立功就是他做了很多事情,当然他很成功,这是不言而喻的。
那天在录节目时,我对有些东西挺有感触。在美国社会里,人们非常强调成功、财富。美国人最不能忍受的是被人叫成“Loser”,尤其是对男人来说,这是很恶毒的一个诅咒、咒骂。所以美国是一个对成功、对财富非常看重的一个社会。在美国当你自作聪明地说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有一句非常噎人的话:If you are so smart, why can’t you be rich?(像你如此聪明,为什么却发不了财?)这句话用来说很多人,像经济学家,专家们。所以,在美国财富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成功的标准。
即使是这样,我当时有一种感触。美国的富人跟中国的富人层次还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的富人,尤其是这少数先富起来的富人们,由于他们年轻的时候经历了太长时间,太多的贫困,贫困已经成为他们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创伤记忆。
所以这样一种惨痛经历导致他们对于财富有一种病态的执着和崇拜。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朝钱在手,便把令来行”。钱对于他们来说,是找到了所有的人生意义。
“一白遮百丑”现在是“一富遮百丑” :如果你没钱的话,说什么都没用
这样一个氛围使得中国的富人是一个单向度的、单维度的。单维度就是“One Dimension”(1D)。除了富之外,你应该还有其他的东西,但中国富人没有。在过去,中国人是富完之后还要贵,那是一个二维的状态,富且贵。但有的人是为富不仁,富而不贵,在物质上是一个富人,在精神上是一个彻底的乞丐。关键是这样的人却不觉得自己是个乞丐,觉得有钱就是一切,当然他也会用物质来填充自己感觉到的精神上的不足。或者说,钱成了一些人的“遮羞布”。他们不能想象除了金钱的数字能衡量的价值之外的其他价值,他们没有感受。
所以,中国的富人是一个单向度的,连贵都谈不上。贵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喜欢买贵的东西,东西不买对的,只买贵的,用贵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说到底,那其实不叫贵,贵不应该是价格意义上的,它不是“Expensive”而是“Noble”,是高贵之贵。对于高贵他们一无所知,或者说是他们不愿意知道。
那天,我看到一个电视访谈,有一个大富豪这样说:“我的文笔是很优秀的。”第一,我不知道文笔能不能用优秀来形容,第二我真的没有感受到他的文笔有多优秀。因为他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我不可能去相信他很优秀。他之所以那么理直气壮,无非是因为有钱,财大气粗而已。“财大气粗”能表现他们是高人一等的,说白了还是要归到财。
但美国的富人不是这样的,他们有一个传统:从卡内基(美国最早的首富,钢铁大王)开始,美国的首富巨富们要把自己的钱捐出去,成立各种各样的基金会。从卡内基,洛克菲勒,一直到比尔盖茨,巴菲特全都是如此。
卡内基有两句名言:
1.他的墓志铭这样写道:埋葬在这里的人一无所长,他唯一的长处就是发现并重用那些比他优秀的人。
2.留给世人的一句话:人在巨富中死去是可耻的。
他的意思是你能够挣到很多钱,说明你成功了,但是在你挣到这些钱之后,你认为都是自己的财富并据为己有。无论是从能力还是道德上都是可耻的。你上半辈子应该要挣很多钱,但下半辈子应该拿钱去做些事情。有时候花钱比挣钱还要难。
墓志铭是欧洲的传统,在年轻的时候必须给自己写下一个墓志铭。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被长辈、老师要求写下,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想让别人记住你,你觉得让自己欣慰满足的东西。
熟知的有,普希金曾给自己写过墓志铭。德鲁克(学者,管理学大师)认为写墓志铭是一个很好的目标管理。在你刚刚开始人生的旅程时,要写下一个墓志铭,其实是写下一个目标,你一生的行为就从这个目标倒推,你现在该怎么做,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想起前些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中国劝捐,结果受到冷遇。“巴比劝捐,遭受冷遇”。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是指责中国的企业家吝啬。因为第一,实际的情况是他们挣点钱确实不容易;第二,他们觉得捐出去的钱是被不明不白地浪费了。所以他们不愿意去捐。
但是在美国的富豪们,他们却不这么看。他们觉得钱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们发现并创造一种新的公益和慈善的模式,像当初创造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一样,能够把钱花得非常有效果,让它发挥最大的价值,这也是在衡量自己的创造力。像比尔·盖茨创立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致力于消除重大疾病。他不信任制药公司能够生产出真正有效的癌症药,因为他觉得制药公司动机不足,人类的疾病是他们财富的源泉,他们可能就不会去寻找很有效的药物。所以他成立了这个基金会,专门来做这方面的事。起码这一点上,他的愿望是非常宏大,很好的。他做的事情当然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包括巴菲特也把自己的钱捐给了比尔·盖茨的基金会。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捐钱表示你有没有善良的愿望,有没有天下为公的情怀;还能看出一个人除了有金钱衡量的价值观外还有没有其他价值体系,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
经常会听到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做慈善的事情,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公益秀”“慈善秀”。他们把公益和慈善作为一种营销手段,无论是营销公司的产品还是营销他个人。他想以此来换取一些利益,并不是为了用钱寻找一种新的价值,而是一种和他购买奢侈品一样的方式。在中国,我们还没有超越这个阶段。苏世民做了很多的慈善,你可以存疑,这些是不是伪善。我也不能断言。
让我很感动的是当他(苏世民)说起他的儿子。我觉得他成功的标准不是单维度的,他并不觉得自己的儿子没有挣钱就是不成功的。他的儿子学的是法律,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年薪是40万美元。在美国,如果不创业,做律师是很挣钱的,是进入中上层阶级的一个很好的途径。这很不错。他没有靠自己的父亲,去做了律师。但有一天,他和父亲说,不做律师了,去加盟一家小的电影公司,而且没有薪酬,但是他很喜欢。这相当于创业。在美国,有很多的小电影制作公司。苏世民告诉儿子,这样做的风险很大,因为百分之八十的电影不挣钱,血本无归。如果你要去创业,就得掂量掂量。如果一个公司不给你薪酬,就是不承认你的价值,哪怕是给你很低的工资,也证明你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听到父亲这么说,他要了一份2万元年薪的工资。在美国,这是非常低的。
最后,苏世民很支持儿子去做这件事情。有一次,他儿子在拍摄一部电影,苏世民去探班,儿子只是跟人介绍说,这是我父亲。片场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父亲是干什么的,只有一个人认出了苏世民,因为他曾经从事过金融行业的工作。他对苏世民说,我知道你是谁。他的儿子真的很了不起,从来没有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不像中国的富二代,动不动就说“我爸是李刚王刚”。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对儿子的教育是很成功的。说明美国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
儿子努力经营自己的事业,并拍了一部电影,居然成功获得了2014年奥斯卡最佳编剧奖。当苏世民在电视上看到颁奖典礼的现场时,觉得自己的幸福无以言表。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因为第一,他的儿子没有把父亲“华尔街之王”的身份当回事,虽然他自己也没有;第二,他的儿子不挣钱,却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觉得非常成功。从这一点看,他的成功的标准、价值体系不是单向度的。
我们回看中国的富二代,他们因为父亲是富豪而骄傲,反过来想,如果父亲不是巨富,还能做什么,别人是否会关注你?当然在中国,只有你是巨富,大家一定会关注你,甚至是一些女孩子们的近乎难以置信的表白,在美国这种现象是没有的。这是我的一种感触。中国的商业世界和美国的商业世界差别有很多,像各方面创新能力、创造的财富不如人。我觉得差距最大的是价值观的差异。
苏世民作为“华尔街之王”,就我个人而言,在录制节目之前我是带着偏见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太多描写美国资本的大鳄、华尔街人物的嘴脸,连美国人自己也认为“他们是不带刀子的抢劫犯”,那种对财富的贪婪。我们每个人受各种媒体的影响在事先都会产生这种印象。
这种印象肯定有它对的一面,正如电影《华尔街》里所说“Greedy is good”(贪婪是好的),甚至他们中的有些人认为这是一句座右铭,是在华尔街很多人都遵循的一个原则。他们对贪婪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说巴菲特的解释是在股市上“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当股市的大势很好的时候,我是心怀恐惧的;当股市跌得很厉害,不景气的时候,我是贪婪的。
当大家都恐惧的时候,做到贪婪是很难的。大家都贪婪的时候,做到贪婪太容易了。
在华尔街,“Greedy”(贪婪)是一个中性词,不被认为是一个不好的词。所以我对这样的资本大鳄肯定是有偏见的。
一上台我看到他,感觉很有意思。以前看照片,比如说《财富》杂志上经过修饰的照片,不太容易看出他。现场看到他时,我觉得他就像是美国一个岁数很大的小店主,不凶猛,不贪婪,至少是在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有华尔街大鳄的感觉,甚至有一点平庸。
后来他讲到自己是如何工作,到现在为止他每天都要工作14个小时,非常勤奋,当然他的回报很高,虽然他的底薪只有35万美元,但分红很高,去年大概是4亿美金,这是他自己的薪酬。对于这份薪酬他说“我们不是坐在那拿钱的,需要很勤奋地去做很多事情”,当然很多人都不能接受这样的解释,因为很多人可能比他更勤奋,却只拿了4万美金或4万人民币。
但是你能从他身上看到:
1.他没有把自己的财富看得有多重要,有多了不起,他能在财富之外看到别的东西;
2.他把工作看成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可能有美国的宗教传统,美国是个新教国家,他们有对工作抱有神圣感的传统。
我们中国人只是说“敬业”,对“业”——所从事的工作有一种尊崇、敬畏、崇敬。
而美国人不仅是敬业,他们是“Calling”(蒙召)——承蒙上帝的召唤。他们觉得只有勤奋地工作才是响应上帝的召唤,勤奋是最重要的。
你挣的钱只是一个积分而已,不能成为你个人的荣耀和享乐的资本。这一传统在美国或多或少还有所保留。他们有慈善的传统,他们不认为自己挣到的钱是自己挥霍和买很贵的东西的一个资本,或者说不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挣到的钱都是自己的。
苏世民是一个很接地气的、平和的,知道除了金钱之外还有很多价值的人。这是我对他的一个印象。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改变了我对华尔街大鳄的成见。
他值得中国企业家羡慕和学习的地方不仅仅是他的超凡的财绩,而且是他的人生态度,对工作、家庭、事业的价值观。
这样就回到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主旋律上。美国在价值观上是一个很保守的国家。比如说,好莱坞的电影有三个相信:相信上帝或者是超乎人之外的神秘力量,你必须对此保持敬畏;相信爱;相信家庭的价值。如果你违背这三个原则,你是不能得到奥斯卡奖的,美国整个社会也不支持你。
从他身上,我也能感受到这三个原则。你只有相信“人为”以外的力量,才不会自以为是,才会发现自己的渺小;反过来,如果没有这种敬畏,就很容易把自己当成“神”。当然,当所有的人都对你倾倒不已的时候,你也会慢慢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神。在美国的传统文化中,经常批判和嘲讽那些获得巨额财富后自以为是的人格和价值观念。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就是这样的一种嘲讽。
我相信,中国的富豪们逐渐地不再是土豪。当然,“去土豪化”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这个过程不断地延展的话,若干年后,我们能看到会有一些富而且贵的,不仅仅是通过买很贵的东西来证明和标榜自己价值的富豪。我也相信,中国的富豪们会逐渐地意识到爱的价值,家庭的价值是高于其他的。
我想起我曾说过的在美国流行的法则“重孙辈法则”,你成功与否不是你说了算,甚至是你的儿子、孙子说了都不算,或在一百年以后,当你的重孙还能记得你并以你为荣,这时你就是成功的(美国的遗产法规定到了重孙那一辈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重孙与你没有任何的利益关联)。说不定在中国某一天也会认可这个法则,因中国传统一直很注重:
1.个人要光宗耀祖;
2.你要在你的后人中树立榜样,因为中国的传统人死后,牌位还在。
中国的“去土豪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
我想起了冯唐的有篇文章《很多很了不起,和钱没关系!》,他说了一些很有趣的事:一千多年前,有一个晚上起来,看见天上的月亮,就说了20个字,相当于20字的微博。一千年多年以后,每一代中国的小朋友都要念那20个字“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很了不起。你说20个字,一千年后,大家还能念,这很了不起,可是和钱没关系。在一个雨夜里,有个人开着保时捷,这时红灯亮了,他停下来,这时有个老太太提着装满水果的袋子过马路,袋子不结实,水果洒落一地,这个开车的人赶紧拿了袋子从车里出来,把水果捡起,送老太太过了马路。这很了不起,可是和钱没关系。所以和苏世民的这场对话,重新让我想到了这三个字“了不起”。
我还想起了彼得·蒂尔。他在我眼里有点神秘,他是一个和很奇特的组合:第一个标签是创投大鳄,第二个标签是天主教徒。在美国天主教徒是很少的,多多少少有点异类。在美国历史上的总统中,除了肯尼迪是天主教徒,其他的都不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新教国家。另外一个标签,他是同性恋。
这种组合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去对话,但他人很好,私底下非常谦和,他身上散发出的谦和是会让我们中国人很诧异的。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但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一点也没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这不是用语言来表达出来的,你可以从他的举止,言行中能看出来,他心里没有总想着他的钱。
中国的富人什么时候脑子里想的不是自己的那点钱,他说话跟钱没关系,他能做一些和钱没关系的事。这是我的一个美好的愿景,祝福中国的富豪们。
在中国的我接触过的富豪中,我觉得柳传志是做得不错的。他是一个知道自己的位置的人,至少是知道自己在商界的位置。当别人把他叫做“教父”的时候,他总是要纠正别人。他知道在商界雷军很了不起,比他强。这里面可能有谦虚的成分,也有清醒的成分。雷军比他小很多。对于兴起的这些年轻的创业者,80后90后,他是一个很清醒的人。
人除了在商界的位置,还有在家庭的位置,世界上的位置,宇宙的位置,那就要看有没有卫星定位系统,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如果有GPS,你就会知道你在宇宙中的位置,人就会变得可爱。好多人可恶、可恨、邪恶,都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中真正的位置。
我看过一个电影,希特勒自杀前的那一段讲到苏军已经攻进柏林,他感觉大势已去,绝望之下要求他当时的女友Eva和他一起服毒药死去。但Eva要求死去之前要有一个名分。他决定在最后一刻和Eva结婚,临时去抓来了一个牧师,因为在西方没有牧师在场证婚的婚姻是不被承认的。但牧师却被苏军拦截,苏军让他在扩音器前向柏林市民喊话,其中有这么一句:这场战争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是,任何想凌驾于人之上的人,最后一定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确实有道理。一个人变得可恶是因为他没有敬畏,他没有定位系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他没有一个价值体系。反过来,人之所以值得尊敬值得爱,也是因为他有那么一个价值体系,知道自己是谁,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回到最根本上,相信那三样东西才算是真正的成功。尽管世俗的标准会觉得你并不怎么成功,但是你知道自己的位置是什么,你有爱,有家庭,你相信爱,相信家庭,这就是一种成功。
所以现在很火的提出“颠覆性理论创新”的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克里斯坦森2010年在哈佛商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说,有三点给毕业生的忠告:
1. 如何使你们的职业生涯成为你们快乐的源泉。
因为很多人很成功,但他们的职业生涯是他们痛苦的源泉,这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身心都会受到摧残。
2.如何使你们的家庭成为你们持久的幸福的源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管理任务,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如果家庭不能成为你持续的幸福的源泉,也一定会成为你持续的痛苦的源泉。不管你有多成功,你也是个Loser。
3. 如何保证自己不进监狱。
这一点虽然有点可笑,但是也很重要。因为有些事都是一念之差,大家一味地想着去成功,往往就会忘记最基本的东西。
这也是他的人生感悟,因为他曾经得过癌症,从死亡线上活过来的人的感悟是不一样的。他的忠告非常有意思,也算是一位管理学大师对即将成为商界的精英们的一个启发性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