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逸民近于隐士，又与隐士有所不同。历史人物中有的走入世的路，有的走隐逸的路，也就是出世之路。不过中国古代的隐逸之路，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可以用“有所待也”四个字来形容。他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有所待，只是想为国家社会有所贡献而有所待，虽然同入世的人看法两样，角度两样，但都是有所待。不过孔子是这样评价逸士的。
孔子认为这些逸民中真够得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只有伯夷、叔齐他们，这两人连皇帝都不当，可以做到栖心道德，视天下如敝屣。
孔子又说等而次之的，便如柳下惠、少连这两个人。柳下惠这个人前面提到过，三次上台，三次下台，始终搞不好。孔子说，这好像就差一点，可以说降其志，又辱其身了。他们是明知做不好，非硬做不可，又不知道权变，既挽不回时代，又自取其辱，结果是既降其志而又辱其身。但其言语合乎伦理，行为经过考虑，也就是如此罢了。他们的言行思想，可以保持原来的规矩不变，但挽不回时代，对社会也没有什么贡献，所以说他们是自己降志辱身。
再其次如虞仲、夷逸这几个人，他们可以说是时代的逃兵，自己认为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就主动退出。他们一辈子隐居，没有出来做过事，在一旁放言高论。他们一辈子清高，即使再大的功名富贵放在面前都不要，舍弃掉一切人世上的祸福利害关系，自己退隐专修。他们是真正的隐士，独善其身，保持自身的高洁。这种人对社会贡献不大，所以孔子把他们排在最后。
孔子提了这几个隐士以后接着说：我和他们则是两样，真正时代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作隐士，需要我的时候，我也可以出来，绝对地负起责任来做事。这就是孔子的处世之法，即“无可无不可”。所谓无可无不可，意思是说，可仕则仕，可退则退，可久则久，可速则速。依据现实的需要，践行道义，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至于结果，能够实现理想固然好，但成功不必在我，失败也毫无怨言。无可无不可是一种大智慧，是不偏不倚、执中用两的中庸之道，是完全根据环境和社会需要做出最合理的选择。历史上，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