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搬到左岸C区的一间单身公寓。五十二平米的房子，主卧和卫生间占了房子百分之六十的空间，这样客厅就只能摆放一张双人沙发和一个冰箱。

阳台朝西，呈不规则的三角形。搬进去的第一天，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六，我花了一上午时间收拾好屋子，下午闲下来睡了一觉。醒来，我想给阳台上的茉莉松松土。下午六点的阳光透过阳台上的玻璃照耀在我的脸上，地上，最后落在洗衣机上，曲曲折折的美好。

我蹲在那，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也许从那一刻起，我的心情就开始低落。我先是闻见一阵浓郁的香水味，接着是呛人的烟味。当初在租房子的时候，我可没发现这个缺陷。

我以为这只是偶然，接下来的几天，我失望地发现不仅阳台上会闻见香水味和烟味，就连主卧，如果开窗的话，也能闻见。我很气愤，猜想这些气味可能来自楼下。

我开始留意那些和我一起坐电梯的人，尤其注意他们去往的楼层。直到有一天，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个星期六，是我搬到左岸的第三个星期六。外面的气温快四十度，一丝清凉的风都没有，我穿着吊带裙一脸痱子，从楼下的超市买了西瓜和冰棍，决定晚上开着空调，继续写我那篇已经便秘了三天的小说。

我进了电梯，热得心烦气躁。电梯在六楼停了，上来一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男人。我看不清他的脸，他的个头至少比我高一个头。怎么会有人从这个楼层上来？他的左手插在黑色短裤的口袋里，脚上穿着一双灰色拖鞋。

他没有按楼层，我在十九楼下来的时候，看了他一眼，他靠在电梯的镜子上，也在看我。他的样子是我喜欢的类型，忧郁的帅气。我立刻转过脸，这时电梯门关上了。我松了一口气，回到闷热的公寓，第一件事就是开空调，接着拉好窗帘，脱掉衣服，立刻冲凉。

洗好澡，我叫的外卖也到了，一碗超辣的凉皮。这时那股烟味又从客厅的门缝里钻进来。我几乎无法忍受，小说始终停留在开头，我急得快发疯了。

我手里拿着电话，实在忍不住拨通了江铭的号码。我们聊了几分钟废话后，我问他有没有想我，他似乎还在生我的气，他觉得我不该一个人搬出来，而是继续和他同居。

我试图和他讲道理，讲了一半我讲不下去了。我说我爱你，可是我真的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写作，要不然你养我吗？他不说话了，他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他自己花的，他拿什么养我呢？我特别擅长抓住他的痛点，然后让他认同我的想法，比如分开住。

我扫兴地挂了电话，小说还是毫无头绪。我开始怀疑写作是一场自我的骗局，为了逃避生活而增添的怪物。我写不下去，即使我跑到阳台吹风，侧着头看着夜空中最亮的那颗在南边的似乎能给我灵感的星星。我很想打破此刻的寂静，甚至有点后悔离开江铭的生活，这样我就不用面对这如同深坑般的孤独。

我靠在阳台的栏杆上，听见楼下有人说话。我划亮手机看时间，发现已经凌晨两点了，这个点没有睡觉的人，要么很幸福，要么很痛苦。这个声音听上去很愉快。

我瞬间来了兴趣，想要听清楚点，却也只能听见一些模糊的如同薄雾般的声音。过了一会，声音消失了，除了夏夜的虫鸣，一切归于宁静。

我回到卧室，打开电脑写下了小说的开头。接着灵感就像吸血鬼的美梦般源源不断，这神秘的灵感，带着未知的辣味刺激着我的头脑，我突然很想见一见楼下的人，尽管他的不良嗜好让我无法忍受。

事情朝着侥幸的幸运发展，小说如期交稿，我迎来了灵感耗尽后的假期。假期里，我不看任何书，不写任何文字，躺着或者奔跑是我的常态。

作为一个穷困潦倒，拒绝家人和男朋友接济的码农，这个世界除了我觉得我过得还可以之外，所有人听到我在写小说，脸上都会流露出一种“你是不是傻”的表情。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对人充满着兴趣。每周五，我都会约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到附近的咖啡厅聊天，喝下午茶。我在那里办了一张会员卡，每次我都抢着买单，哪怕穷得只剩下交房租的钱。

那个夏天，我每天晚上八点出门。一天，白天刚刚下过一场雷阵雨，楼下柿子树的叶子上爬满了蜗牛。到了晚上雨停了，我带着耳机绕着小区的环形跑道跑了两圈。

时间差不多到了九点，我要回去泡脚。我拉开小区安全门的时候，我又遇见了他。这一次他穿着一身黑衣，头上换了一顶灰色的鸭舌帽。我们一前一后进了电梯，我按了十九楼，他依然没有按任何楼层。

我紧张地盯着红色的楼层显示，已经到了八楼。我渴望电梯能够快点，电梯却突然“噔”地一声停了下来，接着我眼前一片黑。我无法理解的是，我居然闭上了眼睛。黑暗中我听见他呼吸急促，像是要窒息。

“你没事吧？”我说。

“你知不知道，和我说话会有什么后果？”他一字一顿强忍着痛苦说。

“什么后果？”

“死。”

听到“死”字，我笑了起来。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不该笑？我到底为什么会觉得好笑。我都无法理解我自己，我笑了，而且笑了很久。直到我真正意识到死亡离我只有一把冰冷的刀尖时，我安静下来。

“为什么要杀我？”我问。

“该死的，你以为我想杀你，我杀人是要按分钟收费的。”

“你是杀手？”

“你废话怎么那么多？”

“咦，你怎么还不杀我？”

“听你说最后一句话。”

“你好像呼吸顺畅多了。”

我说完这一句，他收回了刀子。我们既没有大声呼叫，也没有打电话给任何人。我们开始坐在黑暗的电梯里聊天。

“你真的是杀手？”

“你觉得呢？”

“我猜你肯定是。”

“从哪看出来的。”

“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怎么了？”

“有一种凶横的温柔，我猜你杀人的方式不见血，对不对？”

他没有回答，像是默认。过了一会，他说：“你是干什么的？”

“写小说的。”

他哈哈大笑起来，我听出这笑声里的鄙夷。

接着，他才说：“这么古老的行当，你为什么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