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良：有一种诅咒叫闽浙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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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禄生
说到清代官僚体制，封疆大臣是绕不过去的重要角色。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清朝版图下，朝廷设置了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他们统管着全国数十个省份的军政民务。
由于中国地大物博，而封疆大臣的人数又有限，所以每位清朝封疆大臣的管辖范围，少则两个省，多则三四个省份，可谓权力熏天，羡煞旁人。
因此，在清代，每有读书人考中了功名，走上了仕途之时，亲友若想向他表达最诚挚的祝福，只要说“祝您官至封疆大臣”，基本上就是赞到头了，很难再有比这个更刺激的精神兴奋剂。
安利一下，清代九位封疆大臣分别是：东三省总督、直隶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
只有九个封疆大臣，还不够十个指头数的，要当上封疆大臣想想也知道应该很难吧？别着急，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难。
满清政权到了晚期，在皇室之外的官场上，汉人与满人的地位基本持平。为了保持满汉大臣席位的平衡，九个封疆大臣，满人与汉人都要有。
如此一来，不管对汉人还是满人而言，当上封疆大臣的难度又增加了一倍。
所以说，封疆大臣的头衔十分珍贵，当事人几乎没有理由不加倍珍惜。但凡事总有例外的。
历史上就有一位闽浙总督，非常不喜欢这个职位，坐在这个位子上，他的心情简直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赶快溜之大吉。
这位不按套路出牌的封疆大臣叫桂良，是一个满人，他曾于嘉庆和咸丰年间，两度出任闽浙总督。他为什么不喜欢这个职位，暂时按下不表。我们先来看一看由他题写的一块匾额。
桂良题【名冠瀛洲】匾额
该款匾额现藏于福建品藏文化公司。匾额正文为：“名冠瀛洲”。受匾人是一位国学生。题匾大意是夸赞这位国学生才华横溢，将来能闻名华夏。这都是客套话，不深究也罢。
桂良题【名冠瀛洲】匾额局部
重点是题匾人桂良的头衔载录：“钦命兵部尚书 巡抚福建等处兼闽浙总督加十级记录十次”。从立匾时间可见，该匾题写时间为清咸丰二年，正是桂良第二次到福建任职的时间。
这块匾制作朴素，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但题匾人桂良的书法风范十分突出，由字可见，桂良是个相当有大家之风的人。所以说，桂良后来成为晚清重要政治人物，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桂良之所以内心排斥闽浙总督这一封疆大臣之位，是因为他的父辈遭遇给他带来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桂良的伯父雅德、桂良的父亲玉德，这两兄弟此前分别担任过闽浙总督，但后来都下场凄惨。
所以，桂良本能地把闽浙总督这个职位，视作是一种诅咒：“难道老天注定，我家父辈子辈三口人，都要倒霉在这个职位上吗？”
先从桂良的伯父雅德说起。
早在乾隆四十七年前后，雅德就官至福建巡抚了。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雅德升任为闽浙总督，一时之间意气风发。
但仅仅过了一年，雅德就被革职了。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前任闽浙总督富勒浑涉及贪赃问题，而负责查办的人正是雅德。估计是考虑到前上司的情面问题，雅德的查办工作敷衍了事，惹得乾隆皇帝龙颜大怒，所以被革职了。
如果仅凭这一件事，雅德或许还有东山再起之日。但接下来又有两件事，雅德被牵涉其中：
一是乾隆五十三年，台湾有个叫林爽文的人起义造反。涉及台湾问题，乾隆历来是高度重视的。
台湾林爽文起义
乾隆认为：“正是雅德之前在闽浙总督任内，对台湾文武官员的任命过于草率，他们没有管理好台湾，这才出现了造反事件。”乾隆一气之下，让雅德回家闭门思过去了。
实事求是地说，雅德当闽浙总督才一年，除去前后熟悉工作、交接工作的时间，真正掌管总督位是很短的，乾隆怪罪于他多少有些扣屎盆子的嫌疑。不过这也说明，清代官场律法还是很严厉的。
乾隆五十四年，福建驻军兵营因管理混乱，追查到雅德身上，理由是：他当过一年闽浙总督，还当过几年的福建巡抚，没尽到职责。于是，乾隆有了由头，把雅德发配到新疆做苦力赎罪去了。
乾隆五十六年，雅德终于从新疆被放回来了。过了一年，又被派往新疆喀什地区任职。这次是外调，带官职去的。但接着他就得罪了上司，被降职为三等侍卫。
三等侍卫什么概念？五品官而已。想当初雅德是贵为一品的封疆大臣。前后的落差，也太大了些。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并不是。
种种迹象表明：乾隆在有生之年，是不会给雅德好日子过的。乾隆六十年，福建又爆出了盐务摊派费用的案件，雅德作为前前前闽浙总督，再次受到牵连：革职为平民，发配新疆伊犁做苦力。
可怜的雅德直到嘉庆三年，才回到北京苦度晚年。三年后去世。他生前所遭遇的一切苦难，都是因当了一年的闽浙总督所致。
再来说桂良的父亲玉德。
嘉庆五年，玉德被升任为闽浙总督，兼代理福州将军。玉德可能没想过他的哥哥雅德的前车之鉴，他觉得雅德是雅德，他是他，雅德的经历与之无关。
所以，玉德是高高兴兴上任闽浙总督去的。何况还有个代理福州将军的头衔，他不想得意都难。
说明一下，清朝在全国设立了十三个由将军级别的长官驻守的防卫单位，福州就是其中之一，可见福建的战略地位在清代就是十分重要的。
福州将军，官品也是一品，跟闽浙总督相当，虽然权力比不过总督，但在朝廷的地位其实要高于总督。
玉德简直是吹着口哨上岗去的：“两个一品职务加身，放眼大清，舍我其谁？”
但仅仅过了两年，当初在他哥哥雅德身上发生的闽浙总督之咒就出现了：嘉庆七年，福建驻军兵营演练不力，军纪涣散，玉德“被拔去花翎”，差不多的意思就是将军头衔没了。本来还要革他的职的，后来从宽处理，保留了闽浙总督位。
玉德这才意识到，总督这活儿不好干，不努力干事不行。
嘉庆八年，有江西匪患经闽北窜入福建境内，玉德亲自率军赶往建宁一带，擒获了首犯，立了功。于是皇帝一高兴，又把将军花翎赏还给玉德了。
嘉庆十年前后，厦门同安出了个著名的海盗叫蔡牵，发展了近一万人的海盗队伍，驰骋于闽台海峡，清军数次剿匪，却反被蔡团伙打得落花流水。
后来蔡牵带领海盗队伍窜入了台湾，事态严重，玉德只好亲自挂帅去剿匪。但剿了好几个月，还是让蔡团伙溜之大吉了。
前面说过，在清代，凡是涉及台湾的事，那都是大事。玉德剿匪无功而返，自知皇帝不会饶过他，所以干脆自行请罪：“玉德无才，请皇上将我革职治罪吧。”
一般来说，官员自请治罪，大多是以退为进之策，搞不好皇帝会放过他。但玉德想多了，涉及台湾之过，严惩不贷：玉德先是被革职了，后来事态升级，跟他哥哥雅德一样，也被发配新疆做苦力去了。
再后来，玉德也被降为五品三等侍卫。又过了一年，他病死于甘肃。
以上，就是桂良的伯父雅德、父亲玉德，分别担任闽浙总督后发生的悲惨遭遇。就因为此，桂良本人对闽浙总督这个职位，心生忌惮，巴不得敬而远之：“这个职位就是施以我家父辈的诅咒啊。”
桂良固然心有抵触，但似乎是上天注定的，抑或大清皇室别有深意，反正桂良还是绕不过闽浙总督这个封疆大臣之职。或者也可以说，桂良一家子跟福建就是有缘分。
道光十九年（1839），五十四岁的桂良从湖广总督任上被调到福建，任闽浙总督。
所谓君命不可违，桂良心里忐忑，也只得硬着头皮上任，他心里直嘀咕：“诅咒来了，诅咒来了，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桂良不得已在闽浙总督任上长期坚守，会发生什么？或许什么也不会发生。
本来诅咒这种事，从来就不存在，不过人心作祟罢了。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人要是对某个事物产生了心理抵触情绪，或者说阴影不去，那他的坚持也确实难以产生愉快的结果。
某种意义上，人都是有唯心倾向的。好在桂良不同于他的伯父和父亲，他是个办事得力的人。
办事得力者，在局势混乱的晚清，是注定要被当做救火队员使用的，哪里有麻烦，皇帝就会把他派去哪里。而这种角色，基本上不会在某一个职位上待得太久。
正当桂良在闽浙总督位上如坐针毡的时候，云贵地区出乱子了，需要一个得力的人去主持工作，而桂良恰是皇帝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于是乎，桂良在福建屁股都还没坐热，又被遣去担任云贵总督。桂良如释重负：“终于逃离父辈的阴影范围了。”
桂良的确是个有才干的人，此后在多个岗位上都有上佳表现，不赘述。但表现得太好，就意味着他有很高的概率还会被派到福建来任职。为什么呢？
因为在大清版图中，福建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不仅统管着台湾，还是东南海防的门户啊。
果不其然，咸丰元年（1851），桂良在代理吏部尚书职位上，再次被空降到福建，任闽浙总督兼福州将军。职务跟当年他的父亲玉德一致。
桂良身居高位，内心却又在发抖了：“莫不是我注定逃不过父辈遭受过的诅咒？”
其实桂良多虑了，此一时彼一时，大清皇帝已经换了好几个，即便皇室当年对他家有看法，现如今也烟消云散了，没必要再揪他的小辫子。
何况，如果皇室要揪一个臣子的小辫子，不管臣子担任什么官职，都是照揪不误的，不必非得是闽浙总督位。
此外，咸丰年间的晚清时代，外敌频仍，四面楚歌，朝廷也没精力从内政方面去核查封疆大臣的政务作为。
所以仅仅在一年后，桂良就从闽浙总督任上平安着陆了，被调至北京任兵部尚书。从此，桂良彻底摆脱了心病。
需要指出的是，桂良后来在朝廷中的地位水涨船高，先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等，成为大清朝廷军政的符号人物。
但是，彼时的晚清已病入膏肓，桂良的身居高位，也谈不上是多大的荣耀。相反，他越受重用，越是难逃被钉入历史的耻辱柱。
因为，晚清历史上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中外不平等条约，譬如《天津条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北京条约》等，桂良均参与签订。
历史终究只是历史，烟消云散之后，空留感叹于后人。桂良，也只是历史坐标上的一个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