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张高考语文试卷中，最为莫名其妙的板块，就是基础知识。

好多同学一直想不明白：在这个信息爆炸、掏出手机就能百度的年代，为什么还要花上大把的时间跟“剽窃”的“剽”究竟读一声还是二声、或者“从长计议”是否可以做定语较劲——就算《现代汉语词典》规定“剽”必须读一声，可在日常生活里读了二声，也并不影响交流啊。更何况如果你正确地将“生肖”的“肖”读成了四声、“跷起大拇指”的“跷”读成了一声、“弄混了”的“混”读成四声，别人反而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相比之下，要是不考文言文或者诗歌鉴赏，恐怕会有一半以上的同学，面对之乎者也或者平仄粘对，敬而远之，碰都不碰一下；即便是因为考查形式的原因遭受诟病甚多的社科文阅读、文学类阅读以及作文，其所考查的内容，从本质上说，也无非是筛选、整合及表达信息的能力：无论社会上哪一个领域，这三种能力，显然都不可或缺——就算那些涌动不已的审题潜规则，以及见仁见智的题型公式，给自己挖下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大坑吧，锻炼一下分段概括段落大意的能力，总比死记硬背“果实累累”的“累”是二声、而“罪行累累”的“累”是三声，听上去要有用一点儿。

如果说，考查基础知识的根本目的，是要划出一条文化素养的基准线，这条线以上的人可以不必被称作文盲，那么中考的基础知识部分就足以完成这个任务；更何况，很多省市的中考语文考试说明（如北京）每年都配有大量的附录，对考查范围加以详细的规定——正因如此，每年考试说明附录的变化，都足以养活大量培训机构的教研员，以及报道教育信息的媒体记者。

而高中呢？好像只有文学常识，能够起到一定的类似作用，而文学常识居然有考查范围，这个范围就是课内，这在所有高中基础知识里堪称另类——我们根本不能想象文学常识考得无边无际，跟中文系考研似的：“耶鲁四君子”都是谁？现在的学生，能知道“十三经”，就谢天谢地了。

除了文学常识，其它基础知识的题型，对于大多数“扫盲”成功的高中生而言，不啻于一个又一个一望无垠的噩梦。比如字形题。2005年，《咬文嚼字》创刊十周年，总结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容易写错的100个错别字，可惜这些别字真正成为字形题考查对象的，寥寥无几，倒是冷僻成语里面的字形考得更多些。

说到成语，再加上一个经常与其“狼狈为奸”、成对出现的近义词辨析，最令考生们苦恼的，并非他们惯常使用的成语含义往往有待纠正，而是绝大多数成语和需要辨析的近义词，他们都是在考试做题的时候才第一次碰到：或许他们一辈子都用不着比较“功效”和“工效”的差别，更没有那份闲情逸致去用“胶柱鼓瑟”比喻不能灵活变通。

这还不算，大多的近义词，即便是开卷翻查《现代汉语词典》，也难以真正明了二者之间的差异，这些恒河沙数的、可以被“区分”的“近义词”，似乎更多是被“创造”出来的，解释它们的语用区别，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一种“专业”技能；甚至成语题考查的重点是“望文生义”都被研究出来了：“考试的时候遇到陌生的词语，它在语境里的意思如果跟字面意思如果一模一样，那么这样的成语基本上是错的”，类似的答题技巧已然在语文应试中大行其道。

如果我们先不着急批判培训机构这种“急功近利”的速成模式，我们是否可以追问一句：造成这种现象的，到底是学生“不学”，还是学的东西“没用”？如果我们承认基础知识的考查对象大多已与高中生的日常生活严重脱节，而弥补这一脱节的方式，却是让他们自觉自愿地翻烂《现代汉语词典》或者《成语词典》，以应付考试时那千万分之一的出现概率，性价比如此之低，绝大多数同学除去望而生畏以外，必然很少能够付诸实际行动——他们宁肯去翻《GRE红宝书》。

或许，高考总复习的时候，有的语文老师能够帮忙梳理梳理、缩小些范围，可老师们关注的，无外乎也还是那些应试的东西，比如考频，比如易错点。至于这样做到底能否货真价实地帮助学生提高语文素养，天知道。

这种南辕北辙、本末倒置、适得其反的故事，在日常的语文教学过程中，几为常态；而手段再一次不出意料地晋升为了目的，这种自上而下、九死未悔的固执，又很难不让人去寻找更为深层的原因。如果上述现象并非夸大其词，那么字形、成语、近义词辨析之类题目的设置初衷，似乎是在比谁更适合参加《开心辞典》、或者《一站到底》这样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鼓励高中生多去积累成语、近义词以及日常生活里极少写到的字形写法，就好像承认《一站到底》的“站神”才是所有人都应该去努力奋斗的人生目标一样——

《一站到底》所揭示给我们的，无非是只要你肯积累、肯记诵，你就能够成为人生的赢家，似乎选手交锋间所刻意营造的一切“社会矛盾”，都足以在客观、公正、答案标准且唯一的擂台赛上得到一个公认的化解方式——有时决定胜负的，甚至可能是“灰太狼的老婆叫什么名字”这样的题目——即便失败，你也只不过会摔在一个软塌塌的垫子上，可以轻松地从头再来。

相较于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以及或隐或现的冷酷血腥的生存逻辑，《一站到底》的价值观简单到粗暴：只要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你的世界就足够干净、明亮，而且安全；而如果你的记忆力（在持续有规律的复习下）不会衰退，那么对你而言，这就是一条“只进不退”、前途光明的成功之路，你所要做的，只是比别人更单纯意义上地“努力”而已，这种努力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小学生都会——《一站到底》不乏优秀的小学生参与，更不要忘了，曾经还有一个专打小学生牌的栏目，叫《谁敢挑战小学生》。

在这种保守、安全的意识形态之外，我们还会有更为惊人的发现。比方说字音题。不同省市的同学，对于这种标准答案不能再唯一的题目，实则各有各的烦恼：广东的同学需要死记硬背，分清平舌和翘舌；湖北四川的同学需要祈求考场上不要遇到“男篮”，或者被硬逼着区分n、l；北京的同学看似占到了大便宜，可但凡遇到“塑料”、“教室”这种跟北京土音稍有出入的词，反而更容易被偷袭得手。

尽管现代汉语的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可历年高考现场的字音题，更像对各省市加以妥协、平衡的博弈产物。如果我们再联想到当年票选普通话，北京语音仅仅出于拉拢北方军阀的目的才以一票之差胜过粤语，高考字音题的各打五十大板，似乎更像是希望大家忘记这一充满了偶然性的陈年往事：规规矩矩答题就好了，至少，我们的答案是唯一的。

我们的确需要推广普通话，可推广普通话的目的是为了有效沟通，而非咬文嚼字。事情发展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字音题的考查本身，更像是对于一个偶然事实的坚定不移的臣服仪式——这里面的意识形态色彩，与其说耐人寻味，还不如讲是彰明较著。

将这种蛮不讲理的逻辑发扬光大的，毫无疑问是病句题。事到如今，病句题已经成为全国性的难题，每年各省的病句题一出来，如果不公布答案，做出来的结论一定五花八门，选什么的都有；而如果只公布答案不公布权威解析，那么说这个句子错在哪里的都有，结论依然五花八门。

这个时候再看所谓“答案”、所谓“权威解析”，本质上无非是用一种赤裸裸的“权力意志”，通过制定某些琐屑细碎的“语法（潜）规则”，来对活生生的语言现象进行冷冰冰的“正误判定”，最终的目的则在于“统一思想”。我们承认语言需要语法规则，但我们更相信语法规则的主要使命是总结归纳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分析、研究和趋向把握，而非反过来树立自己的无上权威、进而压抑限制语言的更新与不断发展，更何况高中教学对于病句题的处理，“拿着鸡毛当令箭”、“狐假虎威”的专断与独裁比比皆是，好些题目除了命题人自己，完全讲不出道理，命题人只要不张嘴，就能保证自己永远正确。

字形、成语、近义词把考生们圈在难有出头之日的故纸堆里，字音和病句则为外强中干的绝对权威造起了祠堂，这种逻辑进一步蔓延到标点、修辞、表现手法等高中语文的教学过程中，病毒由基础知识感染到现代文阅读和诗歌鉴赏，终于形成了一个蛮横而庞大的术语系统与阐释体系——即便是高中基础知识最容易的语义衔接题，也难逃这种逻辑的魔掌：大家能够形成共识的题目行同送分，缺乏区分度；而一旦为语义衔接赋予了这样那样的“规则”，病句题的阴影就会骤然笼罩、上身，逡巡不去。

虽然科举考试的性质更接近于当下的国考，但其中保守的逻辑和臣服的精神，却在高考语文的基础知识题中得到的近乎完美的继承与发扬，并在其它版块进一步扩散。如果说现代文阅读的命题多少还有难言的苦衷，让学生写点儿多少有些现代意义的道德文章也不算十足的过错，那么，当命题人以“基础”的名义，利用“客观”的形式，把混乱的规范、错综复杂的历史表象以及脱离实际的词语典故一股脑推给学生的时候，学习的对象就变成了笑话，而语文老师就是其中最为无辜、又最为持久的笑话。

退一万步说，即便我们抬高文化素养的基准线，我们也很难把题目中更多的成语、近义词和字形硬塞到这条基准线以下；更重要的是，与其我们想方设法地帮助学生完成对于这种僵化知识的刻板积累，我们还不如转向这样一个基本的观念和事实，那就是：知识的另一半，在于如何得到它——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培养学生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尤其在当今这样一个方便、快捷的搜索时代，知道如何去利用引擎，显然比囫囵吞枣些装点门面的“基础知识”，有意义得多。

否则，除了承认这些题目的意识形态功能，我们很难为这些题目找到更多的价值；而说到“意识形态”，全中国唯一一个不考基础知识的地方，就是上海：对于这个事实的充分玩味，相信足以抵消本文“过度诠释”、或者“危言耸听”的一切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