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没良心。日日仿佛混迹文化界，写这写那。外婆逝世二十多年，我竟没有为她写下一个字。她老人家真是白疼我一场了。
外婆姓刘，名芝兰。生于一九二四年，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去世。那天是冬至日。每读李密的《陈情表》:“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我会忍不住羡慕: 你的祖母足够长寿啊。
而我的外婆，只活了六十八岁。
一
我小时候家里没有老人带，至少在我记忆里是这样。爸爸在施家梁陶瓷厂，每周末才回家。妈妈在农村，一个人带着我，白天要上工或种地，就只能求爷爷告奶奶地托人照看。记忆里，童年寂寞而孤独。
一九七七年，外婆的三个儿女，半年内同时生了孩子。按照农村的风俗，当然是孙子孙女优先，她必须到城里帮衬儿子媳妇。我们至今都觉得这种安排天经地义。我的母亲招了个工厂里的上门女婿，就是我的父亲，婚后留在农村老家。据说这也是外婆的意思。儿子们有出息，都“出去”了，大女儿勤快老实，也挺孝顺，留一个在家里，外婆将来也有个退身步。虽说她要跟着儿子们养老，但老家是根，还舍不得一扔了之。
外婆很会安排时间。每年农忙时节，小春大春，她要回老家帮忙。寒暑假，还有亲戚们有红白喜事，她都要回来参加。她回来了，我心里踏实，仿佛万事有人做主，有倚靠了。虽然我并不调皮，从未特别要求外婆排解什么烦难。
外婆一回老家，第一件事就是做清洁，忙着收拾屋子、洗衣服。她总觉得家里不够干净整洁。她的习惯是一边做一边唠叨。做事是受欢迎的，唠叨就未必了。妈妈那时候年轻，听不下去了，也要犟犟嘴。
妈妈后来的解释是，外婆到城市住惯了，城市家庭东西本来少，住在里面的人十指不沾泥，进门还要脱鞋，当然看着干净了——农村怎么可能？锄头、耙酥、萝蔸、扁担、粪桶、蓑衣、筒靴、鞑斗、风车……哪一样不堆在家里？还有做饭的柴火、煤球，饭后要煮猪食，哪里爱得了干净，达到城市那个标准？妈妈偶尔不平，也嘀咕: 她在儿子家不好唠叨儿媳妇，只有回老家唠叨自己的女儿——唠叨女儿安全。
妈妈的解释，有点儿近于牢骚了。这些事于我无关痛痒，我反而爱听外婆的唠叨。那时觉得外婆有道理，嘴上不敢说，心里完全赞成；又好像家里有老人唠叨，有女儿犟嘴，才热闹有趣，才像个家。而且，外婆回来了，爸爸也格外勤快起来，再不会对妈妈和我吆五喝六，变得低调谦逊和蔼。我那时有点看不起爸爸的这种变化，人怎么可以这样？但又不知道怎么揭穿，只在心里暗笑，微微有点鄙夷。
有了外婆做主，我在家里的地位，好像也不觉提升。八十年代初，虽然就住在北碚城郊的农村，但还是经常停电。最初是用煤油灯，后来才用比较奢侈的蜡烛。有一次，我正点着一根蜡烛做家庭作业，外婆回家来看到，不满地对爸爸说: “对娃儿眼睛不好，多点一根嘛！你看别个茂云（注:我的舅舅），从来都是给娃儿点两三根蜡烛……”爸爸妈妈赶紧给我加上。我没有敢抬头，只是眼里有些潮湿。
外婆回来，喜欢带着我串门。她有很多龙门阵，跟邻居老太太们有说不完的话，细细碎碎，感觉像蚕丝似的没有尽头。现在想来很奇怪，外婆一辈子没有走出过重庆的范围，她哪来那么多可讲的？这对我是一个谜。有一年夏天的晚上，大家洗了澡，她抱着我坐在后门的板凳上，并排着跟邻居姑婆一起聊天。她轻轻摇着蒲扇，偶尔打个蚊子，在黑暗里笑眯眯地抱怨的样子，好像还是昨天。小时候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永远继续下去。
外婆还爱带我去走亲戚。每年暑假、寒假，都是她带上我，到城市里的两个舅舅家住一两个星期。这段时间，妈妈可以得着一点喘息，我也可以见识见识城里的生活。外婆很注意处理好子女之间的关系，她总调教我要懂事、讲礼。别人家的东西，不能乱翻；别人没给的东西，不能强要着吃。在桌上吃饭，不能光捞自己喜欢的菜，要注意大家的需要。一到天黑，她就张罗着早早安排我睡下，避免对亲戚家的生活造成太多的不便。这种知情识趣的教育，形成了一种顽固的自尊的习惯，至今影响着我。
那时，我觉得这样的走动自然而然，家家如此。现在，我自己有了家，经过些人情世故，又看过《红楼梦》里黛玉投奔贾府的情形，才渐渐悟过来: 只有在跟着外婆的情况下，这种时间不短的寄住，才不突兀不勉强，温馨自然。这种小住作客的生活，我至今无法完全说清楚利弊，但她老人家显然完全是一片至诚，为女儿，也为外孙。她虽然没有多少知识，心思却细密妥帖。
我跟着外婆，也长了不少见识。同时，也认识了很多亲戚。在同辈的表兄弟姐妹中，我认识的家族亲戚最多。
有一次吃过晚饭，外婆带我散步，夕阳中站在北碚朝阳桥上，看嘉陵江，看小三峡，看襄渝铁路上过往的绿皮火车，桥头站岗的哨兵，心中升腾起对远方的无限遐想。夕阳返照在我们身上，如诗如画。
我曾经跟着外婆去缙云山，那是川东小峨眉，二舅舅在山上派出所当警察。外婆总爱蹲下来，反复指给我看山下的风光，说看得见我们的家，哪里是屋顶，哪里是窗户，她一一道来。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看到树叶和云雾。但经不住她反复热情地指点，我怕辜负了她，惹她不开心，只好违心地点点头，表示真的看见了。她很高兴，这才轻轻地走开。
外婆爱做媒，成功了好多对。有一次，她给村里张书记的一个亲戚做媒，去给人回话，我恰好跟在旁边。张书记家开着商店，平日里日子过得是十分滋润的。我常去商店买东西，与他们只是顾客与商家的关系，并无任何额外的话。但这一次，因为外婆的关系，商店的女主人李姑婆，竟然笑脸相迎，一边跟外婆说话，一边从很大的玻璃瓶里拈出两颗糖，爱怜地递给我。我当时有一点受宠若惊，因为从未看见过这样和蔼亲切的张书记夫人。
外婆病中，有一次和我聊天，夸我“从小就懂事”。那时候在**家里住着，他们家订有很金贵的鲜牛奶。但每天只有一份，半斤，不好分着喝。每次一开始热牛奶，外婆就叫着我的名字说: “走，我们出去玩一会儿。”她很怕我也闹着要吃，大家难堪，下不了台。但是，我竟然一次也没有闹过。这样一两次以后，只要看见热牛奶了，我就自己躲出去了，估摸着吃完了才回来。
——这件事我真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但我完全相信它的真实性，因为我的脾气性格至今如此，符合逻辑。我默默地琢磨了好久，算起来，那时候大概也就是三四岁的样子。儿童心理学家说，人一生的性格那时大致已经定型。外婆告诉我这件事，是怜惜，是鼓励，也是教导。
我也喜欢跟着外婆回她的娘家。她的娘家境况不错，据说土改时评成分是“中农”。我出世的时候，外婆的娘还在，七十多岁了，我叫“嘎祖祖”。母亲坐月子需要人照料，外婆请来嘎祖祖，照料了半个月。原本是打算多留老人家帮忙一段，后来好像是听说家族里有意见，外婆和妈妈赶紧把嘎祖祖送回去了。临走时，听说嘎祖祖还哭了一场:“不是说要带几个月么，怎么半个月就撵我走？莫非是嫌我带得不好嘛？我又不要你们的工钱……”妈妈不敢把话挑明，怕引起更多的口舌，只好找别的理由支吾过去。
几年后，嘎祖祖去世。每想起这件事，妈妈又是感激又是愧疚，但她没有机会向嘎祖祖解释，更没有机会报答嘎祖祖的厚意了。我曾经跟着外婆去给嘎祖祖上过一次坟，我印象里还有她晚年坐在椅子上的样子。但那时，还不曾听妈妈说起老人家曾经尽心地带了我半个月，对她感情比较疏远，只是行礼如仪。她的墓地在一个菜地里，非常简陋。后来听说，不光是我，二舅舅小时候，曾经在她家里住了两年，减轻了外婆不小的负担。
说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八十年代初期，农村的夏天，还没有电扇，更没有听说过空调，只有蒲扇。外婆回家的日子，总是我和她一起睡。这间屋子，是我们家采光通风最好的一间，农村称作“歇房屋”。谁要叫“卧室”，要被人笑话:“猪鼻子插葱——装像”。我们的这间屋子，地面是木板，木板下还有一个地下室似的屋子，空间不到两米，有点阴暗潮湿，从另一个小门进出，是鸡鸭晚上歇息的地方，还放着我们家的木柴、玉米杆儿等燃料。这间歇房屋最大的缺点，就是当西晒，从上午十点直晒到太阳下山。晚上睡觉，汗水淌个不停，直到把凉席上躺出一个人形来。但那时，没有觉得苦，也不会叫苦。只有气温到了三十七八度，晚上才会热得受不了，往往醒来，轻轻地叫一声“外婆，我热”。外婆睡得浅，往往立刻就听见，拿起蒲扇给我扇风。凉凉的微风，让我浑身舒坦，一会儿就重新睡着了。如此的交流，一晚上大概有两三次。现在想来，那时候外婆也是六十左右的老人了，难道她不热吗？
外婆的晚年，幸而过得比较舒心。儿子们都出去有了正式的工作，两个女儿也都有了可靠的归宿。早年她比较担心的是小女儿，家里境况不佳，生两个孩子又被罚了款，后来做家具生意，日子慢慢好起来。守寡多年的她，脸上渐渐有了光彩。记得每次回老家，大院子里的邻居们，都是笑盈盈地跟她打招呼:回来了呀？她也高兴地回应。每次离开，邻居们又问: 走了呀？外婆往往说:“就是，走了，下北碚去了……”——下北碚，是去城里。外婆的回答不卑不亢，但那份欣慰，流露无遗——几十年守寡，总算熬出头了。妈妈和我在旁边听着，也觉得跟着沾了光似的。
外婆晚年娱乐，多喜麻将。她日常住在小儿子家，到嘉陵江毛背沱的一间小茶馆里去打。偶到大儿子家，是去老年职工活动室。回老家，去处就更多了，除了帮忙做些正经事，闲时牌局日日不断。那时候筹码小，大概一场的输赢也就几毛，至多一两块。我偶尔也在旁边看看，为外婆保管筹码。我总爱随时清点筹码的多少，外婆不让，因为“数”与“输”音相近，不吉利。外婆牌风好，从来没有为输赢拌过嘴、有过什么闲话。
但是，八十年代，风气初开，她的儿女们忙于工作，都还不会这个时髦玩意儿。老太太打麻将，他们心里多不赞成，但不便明说，一般以别的说辞婉转劝阻:一是要爱惜身体，打麻将久坐，对身体不好。二是打麻将总有筹码，不管大小，仿佛还算赌博，政治空气阴晴不定，儿女们总担心“影响不太好”。在工作岗位上的，就更担心这一点。妈妈是党员，思想极为正统，当然也是这个态度，但是她比较好说话，虽然偶尔劝劝，外婆不采纳，也就罢了。我记得有几次，外婆在邻居家打牌没回家吃饭，妈妈还让我把饭送到牌桌子边上。
如今，外婆的儿女都过了六十，个个都是雀友。闲暇聊天，说起外婆，都悔不当初。我有时候也故意提一提他们当年的“义正辞严”。妈妈听了，经常表示忏悔，公开说过好几次:“人哪，自己老了，才能完全体会到老人的心情。那个时候，外婆又看不懂书报杂志，看电视都要打瞌睡，唯一能做的就是打打麻将，在家里还有阻力。不让她打牌，她做啥子嘛？我们那时也都三十多岁，真是不懂事，不应该呀。”
外婆曾经掉泪，不过我没有当场看见。那一年，因为房子的事，我们家与邻居姑婆发生了尖锐矛盾，吵了架，还动了手，万幸没有伤人。当时妈妈是村里的出纳，村里还来了一个干部调解。我虽然在场，但那时还小，这里面的是非，不能完全搞清楚。后来，外婆回家听说，与妈妈轻声讨论了两三天，深感纠结，最后相对无言。离开老家时，妈妈把外婆送到村口，外婆难过地说:“几十年的邻居了，没想到最后是这样，不应该啊！”外婆背过身去走了，妈妈见她不住地抹眼睛，没有再回头。
两家僵持了几年，后来缓和了，继续打招呼，有所走动。外婆去世后，姑婆也搬到城里随大女儿住。有一年春节，妈妈特意领着我去给姑婆拜年，妈妈红着脸提起这件往事，自责年轻不懂事，不该那么冲动。姑婆笑着打断妈妈，让别说了，这件事双方都有不对的地方，以后都不许提了。我们心里的包袱放下，拜年出来，如释重负。那一刻，我想起了外婆，她一句大道理都没有讲，却无声地督促我们处理好这件尴尬棘手的事。这件事在我们家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都默契地不愿再提。
外婆留给我的印象，也不是完美无缺。有一次，我跟着外婆坐公交车，从雷打石车站到北碚。那时票价是两毛。车上人很挤，我跟外婆被挤到了中间，好像连任何扶手都拉不着。我有点害怕，无端地怕跟外婆失散，一只手紧紧地拉住外婆，另一只手攥着妈妈给的两毛车票钱。售票员从车尾开始卖票，走到我们跟前，她大概以为我们买过票，就忽略过去了。那时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售票员和乘客常常“斗智斗勇”。如果售票员拍错了人，人家就会很不耐烦地翻着白眼儿回敬她:“买了的斗嘛！”如果售票员有把握，就会坚持叫对方拿车票出来检查，往往引起口角；如果没有把握，她也就放弃了。所以，售票员也要眼疾手快，记忆力强，嘴巴利索，泼辣心细，才能以少胜多，争取抓住每一份票款。她的神经高度紧张，还是难免有漏网之鱼。车上人太多时，她就是最后发现上车人数与卖出的票有差距，也来不及重新查票，因为下一站到了，很快又有乘客上下，经过混合交叉，她也闹不清楚，只有放弃。那一次，这种“幸运”轮到了我们。
我的心里第一反映是有几分侥幸，心想又节约了两毛钱。但随即又有点紧张:万一被发现，多丢人哪！我抬头从人缝里看看外婆，她却若无其事地看着窗外。我的内心展开了激烈的天人交战。终于，作为一个优秀少先队员的觉悟占了上风:我不能做这样的事，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要诚实啊。我拿定了主意。当售票员再一次朝我们这边挤过来，我主动扬起了小手。外婆悄悄地拉了我一下，我明白她的意思，但心里很反感，不服气地瞟了她一眼，还是把钱递给了售票员，随后低下头不敢再看外婆。
回家以后，我把这事悄悄告诉了妈妈。妈妈是党员，先进分子，当然不赞成外婆的“落后”，毫不犹豫地表扬我，我心里才不那么忐忑。这件事以后，外婆在我心里十全十美的印象被打破了，究竟也没有什么大碍。但我从来不愿意把这件事对外人提起，好像是在说她的坏话，怕她老人家在天有灵，会骂我“小没良心的”。如今，我也年届不惑，不再相信那些永远先进的典型，不再相信世界上有毫无私心杂念的人，对人性和世事的复杂加深了认识，去除了“道德洁癖”，才有勇气把这件小事写出来。
有一年清明节，二姑婆三姑婆回娘家扫墓。外婆是他们的大嫂，大家相约在同院子的二外公家聚餐。这几乎是每年固定的仪式了。那一次我也在，大家不知怎么聊到我，赞我成绩好又懂事，将来必有出息，外婆功不可没。三姑婆跟外婆比较亲热，幽默地打趣她的嫂子:“外婆带外孙，搞空灯儿！”（作者注: 四川话，白白操心没有回报的意思。）我有点懵懂，但察觉这话好像是贬义，立刻靠到外婆身边，壮着胆子回答三姑婆: “我们外婆带我，就不得搞空灯！”大家完全没有想到我小小年纪，竟然敢回嘴儿，愣了一下，全都哈哈大笑起来，说“这孩子还有点厉害吔”。外婆也笑了，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嗔怪地说:“傻儿，没礼貌，三姑婆是开玩笑的”。我没有再吭声。我能感觉到外婆的欣慰，她的话不过是说给亲戚们听的，以免三姑婆尴尬。后来，外婆把这件事告诉爸爸妈妈，大家当成一件家族趣事，相传至今。
我忘不了那一天自己骄傲的心情——我为外婆长了脸。同时，我也很自信，我一定有能力打破这个“咒语”，让外婆享上我的福，让别人哑口无言。我哪里能想到，世间好物不坚牢，命运岂由人安排，这个“咒语”竟然会应验……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