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1940年）那年收秋一毕，我家搬到二十里以外的插花庙集上租房居住，我爹做小生意供我和二哥进插花庙中心小学读书。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我娘听了私塾先生的：“让孩子多读几年学校，比只读私塾的前程远大些”的建议；另一方面也源于我娘的一次赶集的见闻。                           

      那年夏天，我娘到集上赶集，看见一百多个从山东省抓的壮丁被绳子栓了，从集上往阜阳押送，个个骨瘦如柴，衣不蔽耻，从人前走过时，不断抢食街道两旁出卖的烧饼、西瓜等，还遭到押运兵劈头盖脸的毒打；卖主们不但不护，还主动把自己好吃的东西送给壮丁们。那件事给我娘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回家后，我娘立即与我爹商量，一定要让我和二哥到学校去读书，决不能叫我们兄弟俩被抓去当壮丁。因为按当时政府规定，我弟兄三人必有两人去当壮丁，但却不准到学校去抓壮丁。这也是当时许多很困难的家庭都把男孩子送进学校读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家并不富裕，地里产的粮食勉强够吃，零花钱就靠我爹挑货郎担挣几个小钱。搬到集上后，一家四口人吃、住、用全靠这个小生意，生活顿时紧巴起来。我爹只好把吸烟喝酒的嗜好加以控制：平时不来客人、不到年节时，从不喝酒；想吸烟时，起初，就把我从街旁捡拾的香烟蒂巴剥了，把烟丝放进水烟袋里吸几袋，解解馋瘾，从未买过香烟。

        插花庙也是两天一逢集。每到逢集日的早饭后，我爹就把从集上京货店批发来的布料、针线装到不起脊的小土牛车上，推到东门外的街旁摆摊出售，下午散集后，才饥肠辘辘的推回住处，吃些剩饭垫一下，到我们放学后，再和我们一起吃晚饭。背集时，我爹就到杨桥和附近乡下串村叫卖。我家在插花庙住了将近十年，我从末见过我爹在街上吃过一次午饭，纵然身旁就有小吃和饭馆。尽管如此，到我读初中二年级时，家里已入不敷出，父母只好高利向人家揭借小麦替我们交学费了。（当时因为怕货币贬值，学校规定只收粮食，不收纸币。）

        1941年正月十六，我和二哥在房东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女儿的带领下，到中心小学报名。一位老师得知我和二哥曾在乡间读了两年私塾后，就向一位穿兰粗布襖裤、身材不高，正在办公室门口与学生家长讲话的中年男子问道：“徐校长，这两个学生分到哪年级好？”那男子转过身来说：“那就把他们分到我教三年级甲班吧。”

        我从封闭的私塾进入正规的学校学习，处处都感到新鲜。以前在私塾上学时，学生是不准随便出入的，就连大小便，也是一次只准出去一个人。而在这里，每天早晨上学后，老师们就会带领学生围着操场跑步和做早操，然后才精神抖擞地进入教室上课：两堂课之间还休息十五分钟，可以出去做课间操或跳跳跑跑，活动一下筋骨。特别是有我最感兴趣的美术课，使我从此爱上了绘画，并延续至今。

    当时，中心小学有六个年级十二个班，教师近20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会画木匠看了都发愁的梅花的韩老师；会按风琴教唱歌的庄老师；以及我上四年级时的级任导师王景阳老师，是一名经常穿褪色军装的退伍军人，他经常结合课文和时令给学生讲成语故事。他讲的清明节、端午节的由来，曾引导我多次阅读《东周列国志》，并把其中精彩片段讲给我的子孙听。令我最难忘的是大胆管理、痛打痞学生，为我“出气”的徐校长。

        徐校长叫徐凯之，插花庙东北双龙集人，曾在一个保的小学里当校长（国民党统治时期，乡镇以下实行保甲制，一个保相当于现在行政村的管辖范围），据我的房东说，徐校长少年读书时家里很穷，但学习成绩一直很好；集上的一家姓董的亲戚，看他是个人才，自愿出钱供他上学；师范毕业后，那亲戚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徐校长因此成了董家的女婿。

      在插花庙集上，董姓是大户，还有些人在官府里做官，人多势众，是集上的一霸，连小孩子在学校上学也有优越感。前几任校长因为外地人，不敢大胆管理，学校秩序比较混乱。上学期，有一个学生用弹弓打伤了另一个同学的耳朵，老师处置后，他家大人来学校吵闹，校长出来说几句，他们又把校长骂了一顿。校长到乡公所也没找回面子，就辞职不干了。暑假开始后，集上的头面人物找到乡长，才把徐校长调了来。徐校长就任前提出：今后，社会人士不准干扰学校事务。如果这一点做不到，他绝不干这个校长。得到保证后，徐校长才来学校上任。

        新学期开始后，徐校长首先整顿学生迟到。每天打过预备铃后，徐校长就把学校后门锁上，自己搬了条凳子坐在前门下面。正式上课第一天，他就抓了十多个迟到的学生。从此，他规定：第一次迟到批评；第二次到教室门前罚站；第三次，学校晚点时到升旗台上罚站。晚上，三、四年级以上上晚自习时，徐校长也抓。开学不久，学生上课迟到的现象就少了下来。

        当时三甲班开有国语、算术两门主课，教国语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张老师，算术课则是徐校长亲自教的。据张老师讲，以前的校长，从不教课。徐校长到任后，坚持自己也要教课，学校只好把我们班的算术课分给了他。徐校长个子不高，但他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后，就以他的声音洪亮、走路快捷和不让同学做小动作，在同学们心目中树立了威严、高大的形象。                        徐校长在检查同学们的课堂作业时，发现我的作业，不仅计算程序和答案错误，甚至连阿拉伯数码也写得歪歪扭扭，当时就把我批评了一顿；下课后又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问明情况后，说：“乡下的同学来集上上学不容易，你应该努力学习。今后每到下午课外活动时，你和你哥就到我的宿舍去，我给你们把没学的课补上。”徐校长的宿舍就在学校大门旁的一间小房子里，屋内设备极其简单。我和二哥进屋后，徐校长就在我们的本子内，用毛笔工整的写下12345......十个数码，叫我们每人用毛笔临写十遍；发现有写的不准确的，就再写十遍，直到合乎要求。并说今后每天都要写，第二天与算数作业一起交给他看。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把十个数码写的有模有样了。从第二个星期起，徐校长又给我们从1+1=2补起，直到十进位、百进位、退位和文字题的计算。一个月后，我的算术课就不再“坐晕车”了，能按时完成作业，学习成绩不断提高，期终考试时，我的算术成绩已提高到80分以上了。

        我少年时身体较矮，每到排位时，老师多让我坐第一排。升四年级时，我身后一个名叫董兆x的同学，家里开了一处杂货店。有一次，家里来客，我拿着酒壶给我爹到店里去买散酒时认出了他。他平常穿的衣服，都是裁缝用缝纫机做的；他大衣口袋里经常装着京果、冰糖，有时他高兴了，还塞给我一块吃；他与我同岁，却比我高出半头。他学习不好，经常完不成作业，每到考试的时候就抄我的答案。有一次考算术时，老师监场较严，我没敢给他“打扒思”，结果没能考及格。第二天上午放学后，他故意堵住我的去路，说我不识好歹，还把我的书包夺下，撂进路旁的水沟内。级任导师对董兆x进行批评后，又报告了徐校长。

        董兆x喜欢听评书，还能把听到的故事有鼻子有眼地讲出来，每到下午课外活动时，他身旁总围着一些听他讲故事的同学。有一次，晚自习时，董兆×在街上听了一场评书艺人说的《三侠鉴》，学着书中杨香五钻洞的方法，脸朝上从学校大门下的横洞中，一耸一耸地往院里移动时，被徐校长逮住了，拧住耳朵一直送到我们教室内。当晚自习后的晚点时，徐校长把董兆x叫到升旗台旁，先是批评后是骂，后来越说越气，一手抓住董兆×的领子，把他按倒在地，随手脱下一只布鞋，照着他的屁股啪啪啪一顿痛打，边打边问：“你可还从大门底下钻了，还敢不敢再欺负同学了？”董兆x大声哭叫，说：“不敢了，不敢了！”全场师生都哄堂大笑。自那以后，董兆×再不敢欺负我了。他家大人也没有到学校吵闹。

        在老师亲切的关怀下，我的各门功课都很优秀：初小毕业时，成绩居全班第二名，被免试送入五年级学习；（当时小学是六年制，分初小、高小两个阶段，四年级升五年级时要举行升学考试。）我读完五年级苐一学期时，又跳级考入集上的私立初中。

        我升入初中不久，就听说徐校长得了当时最可怕的肺痨病。徐校长得病后，我去看望了两次，第一次，我娘让我带了一斤红糖；第二次徐校长已回乡下的家了，没有见着......一年后徐校长就英年早逝，今已74年。但他忠于职守、抑强扶弱的品格，却时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此文曾被《开心老年》2017年第6期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