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叨逼叨「古代人日常如何叨逼叨」之前，我想应该先明确一个概念：

什么是「文言文」？

文言文，说白了，就是先秦时期的口语。

也就是说，孔子日常说话，就是各种「之乎者也」。

儒生们并不是因为，文言文读起来比较高大上，而刻意把「朋友打远处过来，开心地不得了呢」润色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们只是如实记录孔老夫子的言论。

秦统一前，嘴上说的和书中写的，基本上还没多大区别。

直到两汉时期，可能是因为草莽皇帝刘邦，觉得天天讲文言文浑身难受，口语和书面语才逐渐有了点差别。

口语，开始大步流星地往大白话方向发展；而书面语，则在文言文的道路上一抹黑走到底。

到了唐朝，在王公贵族的追捧下，佛教在高端社交圈，火的是一塌糊涂。

然而，由于教义太过高深，人民群众根本搞不懂你在说什么，所以佛教在民间迟迟打不开销路。

由于担心广大潜在信徒，被其他宗教实力圈粉。佛教徒决定加快完成「吸粉儿」任务，于是他们对广大唐朝人民，展开了疯狂的营销推广活动。

他们客观分析了，唐朝人民的平均文化水平。为了让群众能深刻理解「色即是空」等佛教理论，他们花费了巨大精力，将晦涩难懂的佛教文献，翻译成了老百姓日常讲的白话文。

大量翻译的佛经和佛教故事，普遍使用的是当时的口语，成为早期白话的重要来源。

到了宋朝，文言文和白话文，已经完全是两种东西了。

这一时期，不少大儒开始使用白话文写作。当然，知识分子普遍有怀古情结，所以写严肃文字时，依然会使用文言文。

有一个人，在这两种文字间，可谓切换自如。

那便是儒学集大成者朱熹。

他早上可能刚在个人随笔「朱子语类」写了一句书评：

南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

下午就在学术著作「四书章句集注」写上一句批注：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说完朱熹，再说说东坡。

作为公认的性情中人，他写信也是相当随性。

每次给「河东狮吼」男主角陈季常写信，都会在书信末尾，加两个字「呵呵」。

遗憾的是，他笔下的「呵呵」究竟在表达何种情绪，无人知晓。

到了元代，算是彻底乱了套了。

由于汉语并非蒙古人口语，很多时候，皇帝诏书干脆直接飙起了大白话。

元初知名全真道士，兼畅销书作家李志常，在其著作「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了一篇，成吉思汗写给丘处机的诏书：

宣差度元帅贾昌传奉成吉思汗皇帝圣旨：

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日，路上炎热艰难来……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

到了明清时期，白话小说进入黄金时期，四大名著均成书于这一时期。

在民间文化的渗透下，皇帝大白话批奏章，也逐渐演变成日常行为。

明太祖朱元璋，听说沿海倭寇猖獗，就下诏书说：

告诉百姓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至于那些年雍正批过的奏折，更是言简意赅，直抒胸臆。

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

不难看出，自打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我大中华文化从上到下，的确是更接地气儿了，但似乎也失去了一丝韵味。

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战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算是落下帷幕。

胡适在其著作「文学改良诌议」坚持主张「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语」，打响了「白话文运动」的第一炮。

从此以后，白话文开始逐渐代替文言文，成为汉民族的通用书面语。

这标志着，不少像我这样的文盲，看同时期书籍，再也不用边翻字典边看书了。

从一定程度上讲，白话文对于知识在民间的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丰富多彩的知识，通过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给了越来越多的人。

最后，是一个关于白话文的故事：

胡适跟黄侃（国学狂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说：白话文比文言文简洁多了。黄侃不服，胡适说：别急，咱们做个试验，再下结论。

胡适于是告诉学生：前些天行政院，邀我做行政院秘书，我无意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回复的电报，就是白话文写的，非常便宜。同学们不妨代我，拟一则文言文电报，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学生们费死了劲，总算是憋出了一句话。胡适挑出最短的一则，露出了迷之微笑，淡然读道：才疏学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

念完，胡适暗喜，得意地说：「这份电报仅有12个字，可谓言简意赅，也就比我写的多7个字」。

同学们被吊足了胃口，纷纷问道：「老师写的是什么」？

胡适答：「干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