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到墨绖出山，曾国藩以帮办团练大臣的身份来到长沙，在湖南新开一个衙门：湖南审案局。
虽然是从二品，其实这个团练大臣的前面还加了两个字的前缀，就是：帮办。
但显然，这种任命和体制，对于一个才华卓著，一心报效朝廷的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束缚。
太平天国的部队在西王萧朝贵和翼王石达开的指挥下，在三湘大地势如破竹，跟湖南官场的不作为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湖南有人站出来，何需他曾国藩丁忧出将？如果曾国藩只是一个帮办大臣，他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这样讲，似乎有些绝对。
有些事情，在理上面讲，是说得过去的，在道上面讲，却是偏离了，所以这样的事情，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这么说曾国藩初到长沙，与湖南官场的格格不入，也是必然的。
能做成大事的人，往往都有魄力，而魄力的另一面，就是锋芒。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从人心和自然的角度，都是定律。
道家讲“为而不争，和光同尘”，我想对于初来乍到的曾国藩，也是行不通的。
毕竟，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才是成功的关键。一百多年以后，彼得.德鲁克将之奉为管理学圭臬，两百多年前，王阳明称之为“致良知”。
所以，如果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去做，无论是方式，还是事情本身，总要触犯一些人的利益或者神经，引起一些人的抵制，往往这一些人，又举足轻重。
比如湖南巡抚骆秉章、提督鲍起豹，长沙协副将清德，还有按察使、学政等政府衙门。
所以锋芒太盛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锋芒掠过，你积攒了多少实力，支持你的人，和反对你的人，呈现一个什么样比例。
那么，曾国藩到底做了什么“正确的事情”，采取了什么“正确的方式”，得罪了大家？概括起来有三点：
第一：“犯忌”建立自己的军队。
从一开始，曾国藩就深刻的意识到，没有自己的军队，平复叛乱无异于痴人说梦。并且按照朝廷的诏书，他只是一个帮办团练大臣，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在全省发动组建武装力量，组织大家训练，在正式作战时做好必要的调度。
在曾国藩出山之前，团练就是这么搞的，结果搞出一堆堆的乌合之众，简直不堪一击。清朝的武装力量，创立初期靠的八旗军，后来收编前明和汉人的 一些武装力量，建立了绿营。绿营在康熙爷平定三藩叛乱是立了大功的，到了中后期的道光咸丰年间，绿营已是腐朽不堪，没有什么战斗力了。这中间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绿营实行的是“世兵制”，当兵成了吃皇粮的传代福利！
曾国藩一改由国家供养、世代为兵的“世兵制”，采取了全新的制度设计——招募制，而且是层层招募制。而高待遇又不愁招不到兵。但只有上司招募你，你才能进来，得到升官发财的机会。这样一来，从大帅到士兵形成了层层的感激关系。如此，整个军队就像一颗大树，“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组织内部全部打通了，人和人的关系也成为一个由感情纽带凝聚起来的整体。
后来，除了招募制，曾国藩还规定，在作战过程中，任何一级军官一旦战死，他手下的人马便就地解散。只有保住长官，士卒才有继续升官发财的机会。保护自己的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的要求，但在后来的湘军里面，却成了最符合士兵利益的行为，道德和利益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曾国藩把控节奏的第一步，就是一点一滴搞起来，于是他上书朝廷，获准在长沙建立一支千人部队进行操练，这一千多人，大部分都是从老家湘乡招募而来，哪怕招来非议，但这些“自己人”的确成了日后湘军组建的基石。
而要组建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强化操练是必不可少的。曾国藩不仅加强对乡勇的训话、操练，而且还要求绿营一起参与操练，这便遭到了一向散漫涣散的绿营的强烈抵制，因为在起初，绿营不认为这批从农田上岸的泥腿子有什么战斗力，看不起，怕受苦，痞气重，绿营反而成了障碍，处处闹情绪，激发矛盾，这才有了后来小说中所描述的“大闹火宫殿”、“停尸审案局”这样些逼得曾国藩下来台的一些闹剧。
可见，发心之处就有不同。曾国藩是要建立一支军队，而不是朝廷下旨的帮办团练。这条路，注定不是坦途，但一念既出，万山无阻。
第二：给士子“诛心”。
曾国藩总结农民起义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笼络士子之心。他记得过去读《明史》，读《明季北略》，都讲到自从牛金星、李岩两个举人投归李自成后，李自成便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与从前迥然不同，结果居然推倒明王朝，祭天登位，当起了大顺朝的皇帝。“读书人附匪逆，则匪逆有可能成大事”。
后来在处理秀才林明光的案子上，宁可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能放走一个衣冠败类。要“诛天下士子之心”，因此还得罪了当地学政，林明光之死，在长沙城及东南西北四乡引起极大震动。一个秀才，以勾通会堂之罪，被处以站笼游街，这是长沙城里亘古未见的事。
第三：铁腕治乱，杀人如麻，人送外号“曾剃头”。
曾国藩笃信“乱世须用重典”，湖南官场黑暗，民心凋敝，只有明正典刑，才能有所改观。才能官民一心，协力戡乱。大小案件，都是从严从重，杀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人。
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曾国藩，这个时候信奉的不是儒家的仁义，而是法家的严酷。
同乡欧阳兆熊后来讲到曾国藩“一生三变”：从辞章之学到程朱之学，从程朱之学到申韩之学，从申韩之学到黄老之学，其实就是从儒家到法家再到道家的这么一个转变过程。这里讲的变化肯定不是纯粹的依归到一种文化，而是彼此之间的融会贯通。
具体来说，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咸丰八年再出山而以黄老处世。
因为这三件事，曾国藩在长沙官场越来越受到排挤，几无立锥之地。
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出来想干成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一腔雄心，换来的却是如此无助和窘迫。
曾国藩想起司马迁的一句领悟，那是一段千秋之悟，是太史令被汉武帝下令切了“小鸡鸡”的感悟：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无亲身经历，无切肤之痛，无锥心之悟，再大的道理，也是两个字：无感！
漫说建不成新军队，就是辛辛苦苦建起来，不久也会被绿营的恶习所传染，最终也必定会和他们一起烂掉。必须离开长沙！这一点，曾国藩算是愈来愈看清了。
做成一件大事，要有自己的人，还要有自己的地盘，曾国藩决定：出走衡州。
ps:衡州，就是我的老家，衡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