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多赚一些钱，98年10月份我还装了一部公用电话，在店门口摆了一张小桌子，卖一些牙刷、牙膏、卫生纸、烟、打火机之类的小东西（因为计生服务站经常会有来结扎、引产之类的病人需要用到这些东西的），经济上慢慢地也宽裕些了，爸爸脸上也有了开心的笑容。但98年年中的一天，同父异母的哥哥来找我了，我并不认识他，他到店里，当着父亲的面道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我带他到街上转了一圈，向他表明：你们离我迟在咫尺——生父生母都在我们同一个镇上，三个家组合起来刚好是一个等边三角形，我的情况你们应该都知道，可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已参加体检分了班，但最终还是没有进入校园，不管是哪一个亲人给我一句关怀的话语或关切的眼神我都会终生感激，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过问和关心（其间只有因车祸住院的舅舅在病床上跟我说让我以后听话，不要怨恨爸爸），我已经慢慢学会调整自己了，现在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我都不需要你们了，而且即使我需要帮助，我也不会接受你们的帮助和你们来往，因为这对我养父伤害太大。至此父亲也开始了无端的猜疑和莫名的发火，他担心我离开他、害怕失去我。因为自从开店以来，我承担了店里大部分的事情（打字、复印、洗衣、做饭等），因为从小腿受伤，奶奶和姑妈的悉心照顾和宠爱，父亲基本上没有做过太多事，后又跟人一起合伙开过大大小小几个作坊式的小厂，店子里的一些事情他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但我经常都觉得他的处理方式太欠妥，而且他是那么的不勇敢，让我一度怀疑他以前是怎样和别人合作的（也曾经很想了解最初和他合作过的那位年长的名叫PZ的人，我想他一定是非常耿直的一个人，要不怎么会父亲只有跟他一起时的几年才赚过钱，后来不管和谁都是亏损的呢？父亲本身暴躁、刚烈、古怪的个性也许有关，但那些合作伙伴的品德也让人置疑）？再者就是不管之前没有装电话还是后来装了电话，家里都少有亲戚朋友来走动和问候，致使在我们那个小市民云集的城区有了太多的闲言碎语。太多事情夹杂在一起，我和父亲之间慢慢产生了分歧，他也时常发脾气闹情绪，唯一不变的是他永远把我当孩子般疼爱的情感和我对他无尽的爱和急切的报恩心理，我稚嫩的双肩还不能完全承载这一切——人言的可畏、创业的艰难、生活的艰辛这几年让我体会的太深刻，于是在我命运中出现了一段小插曲。
99年年初，计生委的Z主任（当时计生委的一把手，一位年仅30多岁就是正处级干部的中年男子）提出要我去计生委上班（计生委的领导一致反映我打印资料出错率低，语言组织能力也强），这时店子生意正往好的方向发展，我拒绝了Z主任，但没有完全回绝他，我说：“我不想抢了别人的饭碗，如果小车（当时计生委在职的一位文书文员）离开计生委时，我再考虑一下。”10月份，小车因事离开计生委，Y主任（当时的办公室主任，正科级干部，比较实在的一个人）又提出让我去计生委上班，这一次我同意了，而且我也很想换个环境整理一下思绪、调整一下心态，我实在承载不了这么多来自身体的疲累和心灵的包袱，但又不想放弃这个店和这个家庭，我也幼稚地认为：我可以兼顾照顾店里，还可以认识一些计生委乡镇场的人接一些生意回来。我又一次向舅舅提出让大表妹来我们的店里（大表妹也跟着我学会了电脑，当时跟一个开打字复印店的老板打工，我已经几次跟舅舅提起过了，因为忠厚老实的妈妈不仅不会持家，还不太会照顾自己，看着她这两年老了太多，也变了不少，我担心家里有人欺负她，舅舅又一次以种种理由不同意），我连夜请朋友帮忙找了一个电脑不太熟练的女孩来店里，也征得了父亲的同意然后去了计生委上班，每天依然早起买菜，洗衣，中午和下午下班照常做饭，中午和晚上回店里帮忙，虽然比以前忙和累，但情绪要好得多，一是因为有了这个女孩做伴说话，二是太累了倒头就可以睡了，没有太多时间去想其他事情了，其间我还报考了《应用文科》大专班。由于女孩电脑的不熟练和办事能力不强，父亲一下子忙不过来，本身火气就大说来就来的他经常无故发火，一个多月以后，他又发起了火，这次我犟了嘴，他一气之下，把我的衣物等东西全部扔到马路上，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我犟了几句嘴后除了哭，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同意父亲一气之下说出的话（因为这并不代表他的决定，而且这样的家庭我是不能放弃的）。这一次的波澜比较大，哥哥和姐夫还来了蔡甸，我第一次向哥哥倾诉了自己的委屈，他是理解我的，临走时，还叮嘱我：在计生委工作，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计生委的领导们也开了会，并把我的家庭拿到了他们的会议上去说，由于他们对我家庭的不了解，说出的话让我差点崩溃。这之后，我依然上班下班、周六周日到成校上课，但内心的伤痕没有一丝减轻。父亲没有改变，过了没多久，在下雪的天气，又因事大发雷霆，这一次提出要辞退这个女孩要求我回到店里，甚至闹得比上次还凶，扔了东西之后无来由地乱说一气，计生委的领导甚至都怂恿我同意与他断绝关系，他们并不了解我复杂的家庭，我是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的，社会的舆论和残酷的现实让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那个大雪天我躲在那个电脑室里哭了整整两天两夜，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眼泪流了不止一米远，但我没有哭出声音。办公室Y主任不时敲窗问我：还好吗？并叫我到他办公室，帮我分析我错在哪里，并敬佩于我的坚强和善良，对我投来赞许和关切的目光，说：“只要我在计生委一天，没有人能让你离开，除非你不犯大的错就行。”并鼓励我继续大专学习。我说：“父亲的债务已经处理完了，我想离开这里，但我一定会认认真真地走好我人生的每一步的。”但是，做出这个离家的决定是那样的艰难，我躲在被子里，希望自己能够还是象以前一样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可这次我上下牙齿把被套咬破了一个洞，依然证实自己挺不过去，心还是很痛。
再后来，我离开了计生委，店面也搬到了马路对面一个较大的门面（离开计生委和搬门面的过程都让我很受伤，也很无助，但还是勉强撑着），我开始想要逃避这一切，因为我确实迈不过这一坎（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其实是那么小的事，呵呵，当时真是年轻啊！[图片]），想要去南方，我经过了较为漫长的一个心理历程，也做出一些具体的安排和对父母的设想，写了一封信放在了父亲的枕头下面，在2000年的最后一天背起行囊到了武汉一个朋友那里，在武汉待了一个月，其实我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我方寸大乱，很希望亲人们来找寻我，但一直没有，也没有人打我全国联网的传呼机，一个月后我随朋友表姐的一个高中同学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