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西藏史系列——通俗西藏史《吐蕃王朝》卷（已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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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会盟的前前后后
1、教派缘起
我们现在提到藏传佛教，大家都知道分成了红（宁玛派）、黄（格鲁派）、白（噶举派）、花（萨迦派）四大教派。这其中，格鲁派（黄教）实力最强，是当仁不让的老大。
但也许很多人并不清楚，藏传佛教在最开始是没有教派的。这段没有教派的时间长达数百年，绵延了整个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和“后弘期”早期。
在这段漫长的年代中，所有佛教徒都全力以赴的苯教缠斗，并借助吐蕃王朝世俗政权的力量，将苯教逐出了西藏的政治中心。
“前弘期”和“后弘期”分界的标志性事件，便是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灭佛”。
在佛教“前弘期”阶段，估计佛教徒也顾不上分教派这种事。毕竟，所有人的对手都是苯教，先把苯教这块大石头搬走了再说。
这有点像现在的股份制公司，公司成立之初，各股东首先要团结起来跟外面的对手干一仗。等把外敌打跑了，自己再关起门来干一仗。如果这时候还没散架，公司就差不多可以上市了。
吐蕃王朝历史上“灭佛”（灭苯）的事件发生了不止一次，但那一次都没有朗达玛这次影响大。因为，吐蕃王朝灭亡了。
吐蕃王朝因“灭佛”而亡，应该说是个误解。这种说法，所以流传可能是源于后世佛教信徒的渲染。
让你（朗达玛）不听佛陀教诲，受外道蛊惑灭佛。结果，国家都被弄灭亡了吧！所以，还得按照佛陀指明的道路前行。
但实际上，每个王朝都有末日。就仿佛西方神话中，即便诸神也有黄昏。
经过了前辈们的披荆斩棘、风花雪月，当王朝垂老之时，岁月斑驳的皱纹，不是一个君王能够抚平的。
说起来，也算朗达玛倒霉。当他接手这个热山芋的时候，吐蕃国内的矛盾，已经尖锐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吐蕃王朝一直也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虽然赞普是国家的品牌的代言人，也是国内政治上的老大。但其国内各个地方的贵族集团一直都保有巨大的政治能量。他们在自己领地中，不但拥有大量的土地、牧场和属民，还拥有施政的权威。
这种社会形态导致几乎每有赞普更替，国内都会拉帮结派的乱上一阵子。这是吐蕃社会长期形成的痼疾，不是一个、两个赞普能够轻易撼动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历代赞普都在殚精竭虑的想办法。其中一个主要手段便是扶持宗教，因为宗教是可以跨地域传播的。
但这种方式也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宗教集团会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
国家资源就像是一张大饼，僧人们多切了一块，分到别人碗里的自然就少了。这也是，边境将领（大家族成员）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攻掠的原因。
赤祖德赞晚期，吐蕃实力急速跌落。几十年来，一直被捏的软柿子————大唐，都捏不动了。而且，不但捏不动大唐，吐蕃边将都开始流行组团投降唐朝。
没能力开源（出去抢）了，节流又做不到，这导致国内各集团的矛盾愈发尖锐。最终，就连赤祖德赞本人都再一次喝高之后，被人拧断了脖子。
继任的朗达玛，可能是为了舒缓国内巨大的压力，采取了灭佛的政治手段。灭佛两年后，朗达玛被刺杀。随即出现二王分立的局面，吐蕃王朝崩溃。公允的说，吐蕃王朝灭亡，却是因“灭佛”而起，但却不一定是因“灭佛”而终。
另外，很多佛教信徒都认为朗达玛“灭佛”是受到了苯教的蛊惑。但“灭佛”之后，苯教并未因此获益，依旧是在远离卫藏的边远地区传播。所以，其实“灭佛”更多的是世俗阶层对于佛教集团的一种打击，和苯教集团基本没什么联系。
这次“灭佛”运动，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藏传佛教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新红史》记载：“此王（朗达玛）心中魔障，捣毁神戳，毁灭佛法。僧侣之生命亦遭杀害。一切修习佛法者均被杀害或摧残。所有一切经卷焚之于火，喇嘛阿阔黎被役使为奴，令高僧大德与佛法相隔绝。指派诸僧侣为屠夫。将佛（像)的衣服投入河内。用石头砸毁三所依之供器，佛法之名亦使其不存。”[1]
后世的教法史料皆称灭佛之后，“卫藏无法”。但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卫藏无律”。
佛教经典分为“经”、“律”、“论”三藏，“藏”是收藏、保存的意思，最早的意思是“筐”。古时，人们阅读经卷是把经、律、论分别装在三个筐里的。
“经”是指释迦牟尼口述的道理，一般多以“如是我闻”开头，这一点和孔子的论语类似；“律”是指约束僧人行为的法则，也称为“戒律”；“论”是指后世高僧对于佛陀思想的解释和论述。
如果“三藏”都熟，便可以称为“三藏”法师，比如，悟空的师傅唐僧便是“三藏”法师。
朗达玛灭佛的过程中，关闭了大量寺院，寺院中的僧侣，被迫留存民间。这些信仰坚韧的僧众，开始在家修行。这种在家修行的情况，一直保存到“后弘期”教派兴起之时，被称为“在家人”。为此，还出现了一个专门形容这种修行者的称谓——“顶髻罗汉”[2]。
虽然这些修行者信仰坚韧，但人类毕竟是种喜好自由随意的动物，没有寺院约束后，僧侣律法崩坏，行为举止开始展现出宗教阴暗的一面。
据说，这一时期，在家修行的僧侣出现了活人献祭、用人体器官制作法器等情况。这些行为，使本来系统性严谨的佛教，出现了向原始崇拜倒退的现象。
说到这点，一定会有信教的朋友不爱听。我虽然不信仰佛教，但我也没有黑佛教的意思。
我这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古格王朝时期，拉喇嘛·降曲沃为了弘扬佛教，专门迎请了印度佛教大师阿底峡尊者来到西藏。阿底峡尊者来到古格后，见到了古格最有名的高僧大译师仁钦桑波。
仁钦桑波年轻时，多次去印度学法。回到古格后，翻译佛经弘传道法，成为西藏后弘期的旗帜性的人物。当阿底峡尊者在托林寺见到仁钦桑波的时候，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二人坐而论道，阿底峡惊讶的发现仁钦桑波对于“经”的理解极为高深。
他非常感慨的对仁钦桑波说道：“你既在此，何用我来？！”
但随后，讨论到“律”的时候，仁钦桑波便开始出现错误。这时，阿底峡心里暗暗说道：“看来，我还是得来呀！”
为了重塑西藏佛学的律条，阿底峡尊者特意撰写了著名的《菩提道灯论》，讲述修行者如何严守戒律，刻苦修行并渐次成佛的道路。
阿底峡在西藏重塑律条的努力，是他对西藏佛学最重要的贡献。后世，宗喀巴大师继承了阿底峡律令严整的衣钵，亲自撰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一书，他所创立的格鲁派，也成了律法要求最严的教派。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朗达玛“灭佛”之后，西藏并不是没有了“法”，而是，没有了“律”。
“法”还在传承着，只不过是转成了在家传承。在家传承期间，西藏依旧涌现出了很多赫赫有名的大师，比如，玛尔巴译师、米拉日巴尊者就都是“在家人”。
在家刻苦修行一样可以得道，佛教的修行道路里本来就有“世间法”和“世出法”两种修行道路。
但我相信寻求自在随意是人类的天性，没有寺院严格的律令约束，绝大多数人都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这必然会导致佛学倾向于神秘主义的道路，所以，重塑律条也就成了后弘期佛教改革重要的目的之一。
但各教派的产生，并不是后弘期宗教改革的必然结果，西藏会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产生几十个教派是有深刻社会背景的。
吐蕃王朝崩溃后，数百年间，再没出现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期间，各个割据势力还在不断互相攻伐侵掠。
攻伐掠夺这种事往好了说，是促进了西藏地区人口的流动，但这种毫无组织的流动，让贵族们受不了了。
属民都跑了，跟谁收租子去？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呀！
在这种情况下，领主们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区别，来划分自己控制区域内的身份认同感。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本来大家都是“蕃人”，在身份认同上没有区别。但分了教派之后，你跟我不是一个教派的，你就是外地人，来我这里搞事儿，我就跟你拼了。这就是教派产生最初的冲动，也是领主们最看重的群体划分。
与此同时，长期的社会动荡让民众对信仰也存在强烈的要求。相比于原始神秘崇拜，佛教显然是种更系统、更完善的信仰。而且，经过“前弘期”的发展，佛教已经深入民众心中。再有，佛教信仰中“普度众生”、“众生平等”、“今生为来世修复积德”、“忍耐”、“戒杀”等观念，既有利于疏解民众心中对现实生活的焦虑，也有利于贵族的统治，所以，二者皆得其便。
还有一点是领主们能够控制佛教的天然优势，这就是领主们有钱。当时去印度学佛成本是很高的，需要交纳大量的黄金作为学费。
据统计，赴印留学的150余僧人，即化费黄金11万余两[3]。这种高消费的门槛，将绝大多数普通信众挡在了大门之外。所以，能够去印度求法的高僧都得到了贵族的资助，或者干脆就是贵族的子弟。
有幸学成归来的僧侣，都成了领主的座上宾，获得了领主赐封的庄园和田产。之前，我们提到的大译师仁钦桑波，便在古格国内拥有大量的赐封庄园。
随后，这些高僧又在领主的资助下，开坛讲法，修建寺院。当这些寺院与领主形成了稳定的“布施”关系后，寺院的经济开始有了依靠。
这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一样，拿了领主的布施，就必须要为贵族张目，要不要你们干嘛？
高僧们在各地修建寺院，自己则成了寺主。因为和领主之间的“布施”关系，几乎所有的寺院都由领主们把持着，或者干脆就是领主兼任。从此开始高僧们进入了另外一个阶层，成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
为了固化属地的领导，佛教开始特别强调师徒传续关系。“前弘期”时期，延请外地高僧来寺院主持传法的情况开始变得罕见。寺主的传承成为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甚至干脆就在亲族间传承。最终，这种内部传承催生了“活佛转世制度”。
比如，甲律师(1091—1166)在须浦地方建立了一个以讲授戒律为主的寺庙，他死后，其侄子饶却旺继任该寺堪布。此后，饶却旺家族便世代统治着须浦地方。
类似的情况，还有萨迦派的昆氏家族、帕木竹巴的郎氏家族，这两个家族更近一步，世俗君权和教权合二为一，成为管控一方的霸主。
这种已经带有“宗法”色彩的宗教传承，必然产生内部向心，一致对外的思想。所以，在历史上便能看到，卫藏地区最早出现的鲁梅、巴、热、章四部，便产生了剧烈的摩擦，进而发展成全面军事对抗。
据藏文史籍记载，从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前述鲁梅、巴、热、章四部之间就多次有过战争。1106年，鲁梅部与巴、热两部在桑耶交战。桑耶寺被焚毁，后经惹译师多吉扎修复。1160年，四部又在拉萨、雅隆、彭波等地混战，大昭、小昭、昌珠等寺部分遭到破毁。
有时不得不感慨，人类是个有点荒诞的物种。特别容易接续、传承仇恨，而恩情却很容易被遗忘。
大量的冲突和矛盾，让各地民众很容易就将同样受苦受难的百姓划分成“自己人”和“外地人”。这反倒促成了各个教派的产生和发展，并从此开启了“土地的领地化和村落的庄园化”，为之后的政教合一制度打下了基础[4]。
[1]、《藏传佛教》__班班多杰，《新红史》__班钦·索南查巴；[2]、p_t230R号_天子赤沃松赞母_省略_愿文_残卷解读及吐蕃末年史事考述_才让；[3]、吐蕃分裂割据时期佛教的再度兴起及诸教派形成的原因_多德；[4]、《西藏通史》__陈庆英、高淑芬；
西藏的教派是都建立起来了，但这反倒成了割据势力的臂助，就在这些教派斗的热火朝天之时，遥远的北方射来了一缕冰冷的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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