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很快，年过得也快。
桃红渐渐熟悉了村庄，熟悉村庄其实只是熟悉了几条路，去菜地，去大河，去江边，一条条路在脚下像蚯蚓般慢慢延伸，也印在脑子里；人的面孔渐渐熟悉却始终叫不对名字，再次碰到时她就不叫了，只是傻乎乎地笑笑。
二椿他们很快开学了。婆婆的话很干脆，像是菜刀切在砧板上的“嗒嗒”响：“你们听着，锄头竿子就靠在墙边，谁考不上就回来握它，甭指望回家里拿钱补习。”弟弟们都不吱声，压力最大的还是二椿，天一热就要高考，哪怕考上中技也能跳出这个穷窝。
正月底，家里人开始放树，桃红跟在后面，将放好的削去枝丫放在一起，一堆又一堆貌是枯萎的树枝，被斧头弯刀砍出一道道白色的伤口，汩汩流泪。
树，还来不及拖到水里，就听到队长扯着大嗓门喊开会。桃红问他：“开什么会？在哪里开？”队长说：“分地哩，在生产队稻场上，一家去一个劳力（家里做主的男人）就行。”桃红紧盯着问：“分地，分什么地？我也去。”队长边说边走，被桃红紧追着问只好停下脚步，歪着头，眼睛死死地盯着桃红，想起什么似的问：“你是不是大椿的老婆？”桃红头一扬：“是啊，你到现在才知道？”队长咧咧嘴：“吃酒那天晚上看不到脸哩，估计是的，又怕说错挨骂。”桃红听得出队长有点嘲笑的意思，说：“现在认识了，下次不会认错吧？”队长点点头：“肯定记得，不会不会。你听清楚，分地就是把生产队的土地分下去，单干了，叫责任到户。以后种什么也没人管，也不用我喊动工了。你刚才说你要去？你家老头子去听听就行了啊，又不是加餐吃饭。人多没用。”
桃红不服：“不是你说家里做主的去啊！”
队长说：“没错，叫你家老头子去就行了。你掺和什么？”
桃红说：“他代表他一大家，我代表我家。”
队长本来想走，听她这么说又停下来，头又歪了：“你家本来就大，添上你就更大了，怎么又弄出个你家了？”
桃红撇撇嘴：“你这队长当的，一点也不关心关心社员，我们分家了，老头子只能代表他家，不能代表我们了对不对？”
队长“哦”了声，丢下一句“那你是应该去。”边走边嘀咕“分家都不喊我一声。”。这句桃红没听到，她耳边响起的是“开会了，开会……”的喊声。声音渐渐远去，像河面上的水恢复了平静。也许，以后再也听不到这样的喊声了。
很快，桃红就后悔不该搭队长的腔，更不该跟着大伙儿屁股后面去分地。这一圈下来她就感到心凉，没想到队里人多地这么少，每个人只有六分，她家两口子分一亩多点地在四个地方，最远的居然要跑两里多路，想想农忙时挑担麦把子，在路上还要歇两回肩吧。
分完地回村前，队长最后一次亮着嗓子，但比平时低多了：“地分了，大伙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今后没了超支户，也享不到救济粮吃了。”有人跟着后面打趣：“声音喊大点，以后没机会了。”不知道是不是戳到了队长的疼处，他独自走到河边，蹲在洗衣的石头上，撩了把水是擦脸还是洗眼睛，没人去注意他了。
桃红懒洋洋地回到家，坐在床沿独自发了一阵呆，心里想象的美好未来忽地蒙上了一层阴影，像一面发光的镜子落满了尘埃。这么少的土地两个人种，估计吃饭都成问题。
往年这个时候该烧火粪，为午季作物准备肥料，现在没人喊烧了，地里该冒烟的空隙仍旧升起了缕缕白烟，像是在地中间安了烟囱；没准备烧的据说用复合肥替代，这种肥料劲足，耐久，也方便干净。桃红在街上看过，像绿豆粒，白色圆磙磙的。桃红还看到街上不再是供销社一家卖东西了，私人也可开店，布票，糖票也不再用了。
农活还没到忙的时候，听不见队长喊上工的村庄一下就静了。静，其实是表面现象。渐渐泛绿的树下，该忙的还是在忙，各家揣着自己的心思。有门路的人，开始做小生意，挨村挨户过长江去山里，收鸡蛋鸭蛋贩到铜陵，贩到芜湖，最远的还贩到上海十六铺那个地方；没门路的跟着亲戚或者熟人走出了村庄去外地搞副业了。
大椿没出过远门，长这么大对江的铜陵也没去过。现在有了新婚的女人就更不舍得出去，他叫了几个人在后面挑屋基，两天下来，一个大长方形的有些像模像样，他还不满意，说离大河近得挑高一点，不然黄梅天家里返潮，人待着容易生毛病。有人打趣说大椿婚后变了一个人，脸上整天笑容灿烂，话也像麻雀一样喳喳个不停。大椿说，有家了当然不一样，肩上扛着担子走路哩。
桃红听了想说，还没到哭的时候。
她有这种想法是因为自己确实感到迷茫，像走在无边的夜色里，没有一丝灯光，也看不清脚下的路。
这天两人去河西给麦子施完肥，大椿挑起空着的粪桶，桃红刚将粪瓢搁到肩上，准备回家。地头埂一个人在向大椿招手，他们趟出麦地。大椿认识那人，叫他发哥，问他怎么找到麦地里来了。发哥和大椿差不多大年纪，比大椿白净一点，他说去了大椿家里，知道在这里浇粪就过来了。大椿将肩上的空担子双手托着放到桃红肩上，让她先回去，自己和发哥聊聊。
桃红到家刚洗完澡，大椿就回来了。桃红问他聊了些什么？大椿掩上房门，说发哥找他去大通圩挑鱼池，说一天能挣头十块钱哩。一担回销粮才九块六，一天能挑回一担粮食回来？桃红不信。大椿说，两块钱一方土，一天挑四五方是差不多。听口气，听意思，他已经做了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