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临近春节,大姊打来电话,称母亲的病一日重过一日,要我无论如何从北京回来,让父母过个幸福的春节。乘坐的是夜车,到濮阳时已是次日清晨五点,整个城市还昏睡在初春朦胧的薄雾里。
从中原出走到北京一家媒体做记者,转眼四年,终日奔波游走在这个国际化都市,住防空洞改造的地下室、吃出版社的集体食堂、骑叮当乱响的二手自行车横穿半个京城早出晚归,深刻地感受着幸福感正在迅速地被物质享乐的泛滥稀释。人生有个奇怪的现象:有时幸福越多,幸福感反而越少。幸福与幸福感的差异和失衡来自物质欲望的不断升级,来自对周围同类生活状态的横向参照。我们拥有的物质越多,幸福的有效性就越少,幸福的保质期就越短,而恰恰是那些当年浸泡在苦难中的回忆,经过时间的酝酿发酵,从记忆的深处散发出阵阵令人沉醉的幸福气息。少年时,一张明信片充作的贺卡、一盒刘文正或邓丽君的卡式录音带、一枝纸绢或塑料的玫瑰、甚至一次骑着单车去皇甫农场的草地野炊,都带给我如此厚重和珍贵的幸福感受,而今,这种感觉却如此遥远甚至不可触摸。
幸福恰如田径运动中的跳高竞赛,角逐的结果永远是失败。
其实,即使大姊不打电话,这个新年,我也早就决定了要回来的。母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和曾经做了地主的外祖父同样命运的是,母亲的晚年也颇多磨难。她与绝症抗争了十六年,在不断被病魔侵扰、精神趋于崩溃的边缘,她皈依了基督教。在年轻和健康的时候,母亲没有宗教信仰,她信仰的是善良。正是这种淫浸骨髓的善良血质,使我在人生数度的颠沛流离和穷困潦倒中不至于沉沦和堕落,也使我被突如其来的幸福鲜花掌声环抱时不至于迷失。
这,要感谢母亲。
一个秋季的傍晚,母亲挽着我在街上散步。因了她的缘故,我开始读一些基督教方面的书籍,并收听香港益友电台的教义讲座。我对母亲说:“人一生下来就带着罪恶,这是主说的。你患了病,是主因过错而惩罚你,但主并没有抛弃你遗忘你。主给了爱你一生无怨无悔照顾你呵护你的丈夫,也给你一个始终为母亲的荣誉而奋斗的儿子,这些都是主的恩赐。我们不应该因为自己受到小的惩戒而怨恨主,殊不知,主给了那些在苦难中的人更多的爱,正如我们全心全意地爱着你。”我想母亲是听懂了的,她用幸福的目光望着我。
在那个傍晚,正是身边垂死的母亲,坚定了我要为她坚强而幸福地活下去的信心。
1958年的春节,是父母结婚的结婚纪念日。父亲那时在大庆油田沙尔图火车站做搬运工,几个工友偷来用于装载大型机器的木箱板,加宽了木板床,父亲用粮票换了三斤黄豆,称了两斤水果糖,邀请单位的工友来家中喝水吃糖。第二天,母亲拽着父亲去照结婚相。父亲坐着,母亲站在身后;母亲围着父亲的围巾,父亲脖子上挂着母亲家宅院的钥匙;由于父亲在战场上被炮火震聋了一只耳朵,笑的时候嘴角会不自觉地向一边翘起,母亲不让他笑,父亲只好绷着。蜜月只过了四天母亲就回老家了,因为结婚用的新房是父亲和另外一个工友共用的,父亲利用工友春节回家探亲的时间差举行了婚礼。
母亲是一个朴素的唯美主义者。年轻时的父亲挺拔而英武,至今我仍然能从那些业已发黄的老照片中感受父亲当年逼人的阳刚之美。在随后的许多年中,从东北雪原到江汉平原,又从鱼米之乡到中原腹地,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父母始终手牵手默默厮守着。很难想象在物质极度匮乏,精神意识单薄的漫长岁月里,是什么力量如此顽韧地维系着他们的爱情。
两年多没回来,父母早已搬了新家,亏得老宅院里热心的邻居引路才找到家门。父亲出去晨练,母亲刚刚起床,正倚在床头读《圣经》中《马太福音》的章节,见我进来,叫了一声儿,我的眼泪便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