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
陈漱渝先生，我素所敬仰，有过数面之交，留下深刻印象。他是一位儒者，为人坦荡，平易近人，治学严谨，有君子之风！得悉陈先生“三十年磨一剑”的《鲁迅传——搏击暗夜》（2016年2月，作家出版社），终于问世，可喜可贺！
为了研究乡贤、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曹聚仁先生，我曾于1996年3月14日，负笈北大，游学京城。转眼二十年，感慨颇多。初到北大不久，我就开始广泛搜集曹聚仁先生的研究资料，筹办成立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我也曾参观鲁迅故居、鲁迅博物馆，得以拜会鲁迅研究室主任陈漱渝先生。当时我写过几篇小文，记得其中有一篇《曹聚仁与内山书店》的小文，承蒙陈先生厚爱，得以在《鲁迅研究月刊》刊登，至今仍感激不已。
在京游学，为生计奔波，与陈先生往来不多。从报刊每每见到陈先生的文章，欣喜莫名，认真拜读，无不收获良多。笔者研究曹聚仁先生二十余年，深知曹聚仁与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情谊甚笃。《鲁迅日记》留下为数不少的鲁迅致曹聚仁书信就是明证。而曹聚仁先生的《鲁迅评传》，可谓是一本很有见地，也很有分量的鲁迅传记。鲜活地描绘鲁迅，没有把他当成神看，而是还原其为一位有血有肉的人。囿于当时的环境与时代，政治的影响，资料的缺乏，思想的局限，该传显然存在有些不足，但瑕不掩瑜，曹聚仁《鲁迅评传》，仍是一部不可低估的传记佳作。
到底是谁最早建议鲁迅写传的呢？据史料记载：1936年5月5日，未名社李霁野先生致函鲁迅，建议鲁迅写一部自传，或者协助许广平写一部《鲁迅传》。鲁迅5月8日回函说：“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4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足见鲁迅的谦逊。许广平对李霁野的建议，颇为重视，曾留意鲁迅生活的点滴，写成日记，为写《鲁迅传》做准备。后由于鲁迅的病重，不得已而耽搁，《鲁迅传》终未动笔，只留下了3部有关回忆录《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以及零星的一些回忆文字。
至于我国的第一部《鲁迅传》，当推1947年出版的王士菁著《鲁迅传》。这本传记1959年修订再版，1981年重印。1981年版，印数两万册，相当可观。许广平对这本传记，认为比较客观，能把中国近现代的重要事件，跟鲁迅生平有机联系在一起，只是引征鲁迅原著过多。然而，香港曹聚仁先生，却认为王士菁的《鲁迅传》“那简直是一团草，不成东西”，所以他奋笔写了一部《鲁迅评传》，自认为主要特色是反对神化鲁迅，把鲁迅还原为一个“人之子”。那么，作为“人”的鲁迅，又具有什么特点呢？经曹聚仁概括，鲁迅原来是一个“同路人”，虚无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
曹聚仁在贬低王士菁的同时，又认为《鲁迅事迹考》的作者林辰，是撰写《鲁迅传》的最佳人选，孙伏园先生持同样看法，认为未来《鲁迅传》的作者当推林辰先生。
林辰先生，学识渊深，博闻强记，治学谨严，尤长于考证，著有《鲁迅事迹考》。林辰先生曾着手撰写《鲁迅传》，遗憾只写了八章，从鲁迅出生至离开广州赴上海为止。成都出版的《民讯》月刊，曾发表过其中的两章半，因此影响甚微。直至林先生去世之后，八章中留存的七章未完稿，才被收入《林辰文集》（四卷本）第一卷，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林先生写作《鲁迅传》，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辗转流离，心境芜杂，资料匮乏，就连《鲁迅日记》这样的必读书，都搜寻不得。新中国成立之后，林辰先生倾全力从事《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无暇旁骛，加上政治风云变幻，撰写《鲁迅传》更成了一项风险工程。林辰先生壮志未酬，只留下半部《鲁迅传》，令人扼腕叹息。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唐弢先生，时人无不期待他写一部高水平的《鲁迅传》。因为他是一位通才：既对中国文学有精湛的研究，又有丰富的外国文学知识；既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又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更为难得的是，还有两点：一、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亲炙过鲁迅教导的同时代人之一；二、他是收藏中国现代文学书刊最丰的藏书家。可以说，凡撰写鲁迅传记的必备条件，唐先生全都具备。唐弢确有撰写大型《鲁迅传》的志愿，他曾向中国社科院申报了这一项目，得到了支持，一度还为他配备了助手。《鲁迅传——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仅写到第二编第十一章，终究没有完成。
陈漱渝先生在回顾《鲁迅传》的写作经过时说：“我自己撰写《鲁迅传》的最初实践是1981年应《中国青年报》之约，为该报赶写一组连载的文章，以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这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民族魂——鲁迅传》。这个任务接受得突然，写作时间是当年七、八两个月的工作之余，时间仓促带来的种种不足在所难免。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本书却受到了读者的欢迎，30年来一版再版，连书名都被不同出版社改动了四次。这就是普及性读物的效应。当然，普及绝不等于肤浅，凡是从事过普及工作的专家学者都会有这方面的深刻体会。鲁迅呼吁专家学者‘放低手眼’，多写些通俗性文章，实际上是提出了一项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
2012年3月16日，我在《文艺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中国作协启动了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的工程，于是毛遂自荐报了一本《鲁迅传》，目的是给自己留下一部能够较长远留存的著作，以弥补30年前撰写《民族魂》留下的种种遗憾。两个月后，我交出了一份创作提纲，获得通过，于是这项创作活动就摆上了我退休之后的工作日程。这部25万字的《鲁迅传》，断断续续写了3年，直到2015年金秋才完成初稿。”
陈漱渝先生对于《鲁迅传》，定位就是写一部能够取信于读者，而又能让读者看得明白的普及性读物。他最高的学术追求就是“真实”二字，展现一个在中国近现代文坛曾经存活过的文豪鲁迅。鲁迅一言一行的描写，尽管难免有取舍失当之处，但都是言之有据，无一语自造，即使史料不足，也不用想象和虚构来填充。他以为所谓“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其实只能是相对的。史传应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因此必须把“传信”作为最根本的原则，既不徇情回护，也不恶意构陷。为了增强传记的可读性，尽可能丰富了一些历史细节，在语言上作了一些修饰，在叙述方式上，考虑到能让读者想要读下去。但他也坦承，缺知少识，对于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传记理论尤为隔膜。我尊重其他传记作家进行的实验性写作，但我坚持采用中规中矩的老套路。
据传记学理论，传记作者应具备德、才、学、识四个条件，相比较而言，陈漱渝先生是当代最具备这四个条件的学者。他科班出身，人品高尚，学问扎实，著述甚丰，又长期在鲁迅博物馆工作，主持鲁迅研究室，参与编刊《鲁迅研究月刊》，大量掌握第一手史料。
如今，捧读陈漱渝先生力作《鲁迅传》，觉得其可读性强，还原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有血有肉、有憎有爱、敢于担当、富有正义的大丈夫、大文豪鲁迅的形象。这不仅是一本普及型的《鲁迅传》，更是让我们亲近、感悟“卫道士”鲁迅的一本入门书！闻道、明道、行道，让我们像鲁迅那样，拿出手中的笔，像匕首，像投枪，刺向人性的弱点，拔除社会的毒瘤，为万世开太平，而竭尽绵薄之力！
“死而不亡者寿”，鲁迅已矣！精神永存！陈漱渝先生的《鲁迅传》，集众多《鲁迅传》之长，圆其先师林辰、唐弢以及本人之宏愿，可以无憾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