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玄武之变
对于“玄武门之变”，很多人都认为唐太宗是为了夺权而残杀兄弟，那么，历史真相是什么样的呢？
辞让太子
大业十三年（617年），太宗谋略，李渊起兵。李渊曾对太宗说：“事业成功，天下都是你所带来，该立你为皇太子。”太宗拜谢推辞。
高祖登基，仍想立太宗为太子。太宗坚辞不受：“长幼有序，国家立长，古今不易之理。有兄在上，世民岂敢！还让兄长立东宫。”高祖遂封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太宗爵封至无可再封，高祖创史无前例“天策上将”职授予，位在诸王之上，总揽戎机。
“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资治通鉴》）“时世民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建成密知之，乃与齐王元吉潜谋作乱。”（《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
元吉建成
元吉其人，貌丑性残。出生时，母亲太穆皇后嫌恶其貌，不养他，侍媪陈善意私自乳养，元吉免于夭折。长大成人，元吉为人凶残，骄奢淫逸。常以奴仆、诸妾、兵卒披甲交战为娱，相互击刺，死伤人众。后来元吉被刺伤，陈善意制止他，元吉发怒，命壮士将救命恩人拉死。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进逼并州。“元吉大惧，绐其司马刘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战。’因夜出兵，携其妻妾弃军奔还京师，并州遂陷。”（《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
建成其人，功无可称，惰慢多疑，贪恋酒色。“王珪、魏徵谓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长，爰践元良，功绩既无可称，仁声又未遐布。而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建成、元吉贿赂高祖妃子，并与一些宠妃私通。太宗平定东都，有妃子向太宗索取隋宫珍宝，还为她们亲戚谋官职，都被拒绝。太宗表示，“宝物皆已造册、上奏，官职应授予贤能有功之人。”宠妃们对太宗深为怨恨，常在高祖面前说太子、元吉好话，抨击太宗。
妒火凶欲
建成和元吉妒火难耐，千方百计欲除太宗。
一设暗杀。一次，太宗随高祖前往元吉府第，元吉令护军宇文宝埋伏室内，伺机行刺秦王。建成耽心父皇同来，难以成功，制止了元吉。
二募私兵。庆州都督杨文干被建成收买，私下募集勇士。建成指使郎将尔失焕和校尉桥公山助杨文干起兵。两人害怕，告发太子谋反。高祖大怒，想把建成降为蜀王。元吉与妃嫔求情，建成仍回京城。
三施鸠毒。一夜，建成为太宗设下丰宴，备好鸩酒。太宗喝了几盅，突感心痛，竟“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把他扶回西宫，大难不死。
四阻避让。太宗吐血时，高祖想让太宗远避洛阳：“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王之。”建成和元吉密议：“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高祖转变主意。太宗被逼无奈，终未成行。
五予烈马。高祖在京城南面设场围猎，命三个儿子角逐胜负。建成有一匹胡马，膘肥体壮，喜欢尥蹶子，建成交给太宗：“二弟善于骑马，骑它一试。”太宗追逐野鹿，胡马忽然尥起后蹶，太宗跃身而起，跳到数步以外站稳；胡马站起，太宗再次骑到马上，连续三次。太宗说：“他打算借助这匹胡马害我，但人之生死有命，就凭他们能够伤害到我吗？”
六唆嫔妃。建成教唆嫔妃诬陷：“秦王自称：上天授命于我，正要让我做天下主宰。”高祖大怒，当建成、元吉面责备太宗：“你谋求帝位之心这般急切？！”太宗摘去王冠，伏地叩头，请将自己交付执法官府查证。适逢奏报突厥来侵，高祖转与太宗商议对付办法。
七谋劫持。高祖到太和宫避暑，太宗、元吉陪同。元吉对建成说：“等我到了太和宫，就派精悍将士抓住他。把他关进地窖，只开一个洞口递送食物。”
八夺兵将。突厥军队进驻黄河南岸，围攻乌城。建成荐元吉代太宗率部北伐，命秦王府猛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归元吉统领，挑选秦王府精兵强将充实齐王府。秦王府智谋才略者房玄龄与杜如晦，被建成与元吉诬陷斥逐。
武将尉迟恭最为骁勇，建成送去一车金银不受。元吉指使行刺，刺客不敢。元吉向高祖诬陷，准备杀掉尉迟恭，太宗以性命保得幸免。元吉用金银丝帛引诱右二护军段志玄，段不肯从。元吉诬陷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高祖将他外放康州刺史。秦王府属官人人恐惧。房玄龄与长孙无忌商量：“仇怨已经形成，一旦祸发，秦王府不可收拾，社稷存亡都成问题。劝说秦王采取周公平定管叔、蔡叔相似行动，安定皇室与国家。存亡枢机，形势危急，就在此刻！”
九欲翦除。元吉请求高祖除掉太宗，高祖说：“秦王立有平定天下之功勋，罪行还没有暴露，要是杀他，凭什么理由？”元吉说：“秦王经常违抗诏令。刚刚平定洛阳时，骄横傲慢踌躇滿志，不愿赶紧回京，分赏财物，树立个人恩德。违背抗拒到这种程度，难道不是叛逆？只管赶快杀掉，不愁理由！”高祖没有应声。
十置死地。建成对元吉说：“已夺秦王精锐部队，你统几万兵众，我和秦王到昆明池，为你饯行，命令勇士把他折杀在帷幕后边，就说是暴病死去，估计父皇不会不信。”
篡位在即，建成对元吉说，“我再派人劝说父皇，要他把朝政交给我。登位以后，立你为皇太弟。尉迟敬德等人已经落到你手中，到时活埋。”元吉自有更深盘算，“只要除掉秦王，夺取太子之位易如反掌。”
率更丞王晊听到这个阴谋，密报太宗，使太宗免遭毒手。
玄武除孽
武德九年六月初一丁巳日（626年6月29日），太白金星白日现于正南方午位；六月初三己未日（626年7月1日），太白金星再次白日现于正南方午位。古人知道这是“皇权变更”征兆。傅奕密奏高祖：“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高祖将密奏给太宗看。太宗报告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敌人报仇。臣今枉死，魂归地下，耻见诸贼！”高祖妃子张婕妤窃知太宗表意，驰语建成。建成召元吉谋之，元吉曰：“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建成曰：“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唐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626年7月2日），建成、元吉一早就派四五百兵士埋伏于玄武门。太宗叫长孙无忌和尉迟恭带一支精兵随行。太宗一行人来到，元吉先张弓搭箭射向太宗，未中。建成、元吉两人朝太宗射了三箭，太宗早有防备，身穿铠甲而来，未被射伤。混乱中，秦琼还射一箭，建成毙命。元吉见状想逃，被尉迟敬德一箭射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之“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激战平定后，宰相萧瑀等对高祖说：“建成、元吉无甚功劳，两人妒忌秦王，施用奸计。现在秦王已把他们消灭，这是好事。陛下当把国事交给秦王。”高祖说：“这正是我素来心愿。”太宗伏在高祖胸前，大哭良久。
大义灭亲
李建成、李元吉不容太宗，连避让洛阳、永不与争都不允，欲置死地而后快。
太宗犹豫不决，众府僚意见一致：“齐王不甘太子之下，谋乱还未成功，已有除掉太子之心。齐王贪得无厌，心狠手毒，没有做不出之事。如此二人得志，恐天下不再属唐！”
其时，情势危急，社稷堪忧：
* 太宗若亡，元吉必杀建成而自立。
* 元吉小人，无德无能，且嫉贤妒能，国政必乱。
* 诸侯征战方息，国土凋敝，民生艰难，外族虎视。
* 适逢突厥数万骑兵驻黄河以南，包围乌城，若朝中无人，唐朝危在旦夕。
* 天下烽烟再起，万民涂炭。
* 武能定国，开创盛世天朝，舍太宗其谁？
众劝太宗：“大王，虞舜是什么样人？”太宗：“智慧深邃，才华横溢，温和谦恭，公正诚实，当儿子孝顺，做君主圣明。”众人：“假如舜帝疏通水井时没有躲过父亲与弟弟填土之毒手，便化为井中泥土；假如他涂饰粮仓时没有逃过父亲和弟弟放火之毒手，便化为粮仓上灰烬，怎能成为圣君，让自己恩泽遍及天下，法度流传后世？舜帝遭父亲小棒笞打便忍受，而遭大棍笞打便逃走，是因为舜帝心里所想皆是大事啊！”
若太宗果真想夺位，何时不触手可及？时值生命攸关，太宗仍叹息：“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倘有他路，绝不择此。
“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经一再忍让，至此忍无可忍之境地，太宗决定随天意而动，威严出手，不束手待毙。此为大义。
史书记载
“皇太子建成，地居嫡长，属当储贰，处以少阳，冀克负荷。遂昵近群小，听受邪谋，蔑弃君亲，离阻骨肉，密图悖逆，潜为枭獍。司徒齐王元吉，寄深盘石，任惟翰屏，宠树既厚，职位非轻。背违天经，协同元恶，助成隐慝，递相驱扇，丑心逆迹，一旦尽彰。惟彼二凶，罪穷数稔，祸不旋踵，用取屠戮。”（《全唐文》第一部卷一，高祖《诛建成元吉大赦诏》）
“舜不能仁四罪，尧不能训丹朱，斯前志也。当神尧任谗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逼，孰顾分崩，变故之兴，间不容发，方惧‘毁巢’之祸，宁虞‘尺布’之谣？”（《旧唐书‧太宗本纪》）
“昌、发启国，一门三圣。文定高位，友于不令。管、蔡既诛，成、康道正。贞观之风，到今歌咏。”（《旧唐书‧太宗本纪‧赞》）
“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世民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
“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忧启圣。运属文皇，功成守正。善恶既分，社稷乃定。”（《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赞》）
“古公舍长泰伯，立季历为太子；文王舍长伯邑考，立武王为太子。非邪？若以贤也，大贤亦莫如太宗大功大德，格于天地，不俟古公、文王之明智，虽甚愚至下之人，亦知其当有天下。高祖惑于内不察也，老耄荒悖，可胜言哉！予故具列建成、元吉谋害太宗之事，以见太宗之计出于亡聊，实与天下诛之，比周公诛管、蔡之义，甚直不愧也。”（《邵氏闻见录》，宋邵伯温著）
创世主既安排大唐盛世为五千年中华文化之顶峰，自有安世镇邪灭乱之巨力以成。
房玄龄
“直书其事”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世民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太宗见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贞观政要》卷七《论文史》）
“玄武门其事”本是一桩彪炳千秋的大好事。“安社稷，利万民”，太宗之言，义薄云天，掷地有声；史官执笔，堂堂正正，何烦有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