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明神宗万历时期（公元1573年～公元1620年），那些对朝廷上疏建言或者触忤为皇帝敛财的矿监税使的人，动辄就会被朱翊钧下入诏狱。

为此，刑科给事中杨应文上疏道：

“监司（有监察州县之权的地方长官的简称；明代布政使、按察使亦因有监察官吏之权，称为监司。）、郡守（明代之知府）、县令、普通民众，一时间被逮押入镇抚司大狱者有一百五十多人。虽然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拷打审问，但是，迟迟不移送法司，镇抚司大狱禁卫森严，水火不入，天气暑热，致使疫疠之气，充斥囹圄。”

锦衣卫指挥使骆思恭也上言道：

“按照以前的惯例，热审每年都要举行，时间一般会安排在小满之前。现在，已经有两年没有执行热审制度了。镇抚司大狱中关押人犯二百多位，他们关押日久，不予决断，很多人通过抛掷瓦片来声冤。”

顺便说说热审。

热审是中国古代为了疏通监狱的淤塞、减少疠疫的发生，在夏日实行的对罪犯予以减免或保释的制度。

《礼记·月令》曰：

“盂夏之月，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

明代的热审即依此而来。

明成祖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首出热审制度。开始时，热审仅决遣轻罪；等到后来，稍微宽松，流徒以下，均可命出狱听候。

为了清楚热审时令的详情，再说一下小满。

小满是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其含义是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具体时间一般在公历每年的5月20日到22日之间，具体标准视太阳到达黄经60°时为准。

另外，镇抚司大狱中的状况，就连镇抚司的陆逵也向上汇报道：

“镇抚司大狱中的狱囚，对关押很是怨恨，为了表达不满与抗议，有人甚至持刀自断手指。”

（曾见新闻报道，韩国人为了表达对日本人的抗议，有持刀自断手指的举动。至此方知，大明王朝时，中国人早已开此先河了。能不能说，中国人也是有过骨气的呢？）

杨应文、骆思恭、陆逵的上疏，朝廷都未予处理回应。

但是，这个时候，天下告讦的恶风已经逐渐衰弱了，大臣被逮捕入罪者也相对较少了。到了万历末年的时候，即便是朝臣被逮押执系，处置也相对较为宽大。于是，锦衣卫大狱中羁押的官民也逐渐没有多少了。

明熹宗（朱由校）天启时期（公元1620年～公元1627年），锦衣卫都指挥使田尔耕、镇抚许显纯是大太监魏忠贤的义子，他们的党羽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等助之为恶，拷打折磨杨涟、左光斗等人（其刑讯之惨烈狠毒、泯灭人性，史料多有记载，此处不赘）。

当时，对于凡被认定有贪赃之罪的人的办理，还限定了审讯的期限，并按期限进行督责。规定期限内，受审者没有招供或承认，负责审讯的官校就要被处以杖责之刑。所以，官校们在审讯时，无所不用其极。一般规定的审讯期限是两天，两天之内，受审者没有缴纳足够的金银，就要在狱中接受全刑。

所谓全刑，就是木枷、镣铐、棍杖、拶[zǎn]指（用拶子套入手指，再用力紧收，是旧时的一种酷刑）、夹棍（用三根相连木棍夹挤受刑者足部，使之产生剧痛、流血洒地。）这五种刑具全部使用一遍。

刑讯过程，五毒俱下，受刑者无不血肉溃烂，呼喊叫号之声沸反盈天，他们痛苦难忍，辗转求死而不得。

在这种场景下，许显纯依然呼喝训斥，神情自若。对于入罪者的最终处理，许显纯都伺察魏忠贤的心意，进行决断。审讯时，魏忠贤所派遣的听案记录之人没有达到现场，许显纯从来都不敢开始审讯。

当时，有一天晚上，许显纯下令，让狱中关押之人分舍就宿。得到这个命令后，狱卒说道：

“今天晚上，肯定会有壁挺的人犯。”

所谓壁挺，是狱中的专用名词，也就是“死”。

次日，就有了杨涟死去的讯息。

左光斗等人，先后在狱中被锁住头颅后拉死。

那时，狱中每死去一个人，都会停尸很多天，然后才用芦席裹住，拖出牢房的大门。夏季天热，死者往往会腐烂生蛆，惨不可言。因为狱中的事件非常保密，所以，死者的家属都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故去的具体时日。

明思宗朱由检缉拿诛灭魏忠贤一众党羽之后，那些被冤枉迫害致死者的子弟望着狱门呼天抢地、叩首祭拜，书写祭文祭奠亲人。

此情此景，悲惨异常，朱由检听闻之后，都曾为之恻然。

自从大太监刘谨在明武宗时期（公元1505年～公元1521年）创立了立枷的刑罚之后，锦衣卫大狱中就一直使用这种残酷的方式来折磨入狱者。

所谓立枷，是一种刑具，又称为站笼；它前面长，后面短，长的一端触地。笼上有口卡住囚犯颈部，昼夜站立，直至死去；也有先在脚下垫物，套定卡住脖子后再撤出垫物，致囚犯悬空窒息而死。

明神宗时，御史朱应毂上疏，言及立枷之残酷，请求朝廷废除这一刑罚。

朝廷未予处理回应。

到了魏忠贤为虐，更是变本加厉，将立枷所用的刑枷改成大枷，越发泯灭人性。

此外，这一时期还创设了断脊、坠指、刺心等刑罚，真是惨无人道。

朱由检曾经问身边的人员道：

“立枷是做什么的？”

宦官王体乾（明熹宗时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明思宗定魏忠贤逆案，被革职籍家。）回答说：

“立枷是用来惩处大奸大恶之徒的！”

朱由检听罢，神情严肃、面露不悦，说道：

“即便如此，使用立枷刑讯，还是让人觉得可怜！”

因为朱由检这么说，大约也是魏忠贤清楚其当时的处境，所以，他还是有所畏惧、有所收敛。

大明王朝东厂的祸害，到魏忠贤得势时，达到了极端。

但是，纵观有明一代，东厂与锦衣卫，几乎没有不相互牵连、相互勾结的时候。在处理刑狱时，判决的轻重，东厂常常能够从皇帝那里得到或显或隐的讯息，往往能够完全符合皇帝的心意。所以，在内廷，是没有任何牵绊的。至于外朝，如果朝官对相关刑狱案件进行扞格，那么锦衣卫就会出手，对朝官进行侦访缉拿。随后，所拿朝官被送入镇抚司北司，严刑拷打，秘密审问，最后，锻炼成狱，以确保相关刑狱的处理判决与内廷心思一致。如此这般处理之后，才会将刑狱移送法司。即便是东厂所获的案件，刑讯审问之后，也必然会移交镇抚司，再次进行刑讯审问，然后，移交刑部，拟定罪行。

东厂和锦衣卫，似乎没有势均力敌的时候，普通的状况是：

东厂权势较强的时候，锦衣卫就依附于东厂；东厂气焰稍弱的时候，锦衣卫就会凌驾于东厂之上。

明世宗嘉靖时期（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的锦衣卫都指挥使陆炳缉拿司礼太监李彬、东厂太监马广，发掘其阴事，李彬与马广皆被问罪至死。这是因为陆炳得了内阁首辅严嵩的心意，才成就的案件。由此可见，此时锦衣卫的威势稍在东厂之上。同时，也可看出，此时内阁大臣的权势稍重于宫内的中官。

等到后来，中官的地位日渐见重，内阁大臣的地位反倒在东厂宦官之下了。此时，锦衣卫指挥使没有不奔竞于东厂门下的，他们都甘愿做东厂的役隶。

锦衣卫官校的升任授职，一般有四个途径：一是勋卫，即建立功勋（多武职）功臣子弟；一是任子，即因父兄的功绩，得以保任授职；三是科目，即通过科举考试；四是功升，即在本卫就职期间因功授职。

明世宗嘉靖（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以前，朝中文官的子弟是不屑到锦衣卫去任职的。

明神宗万历初期，刘守有以名臣之子（据《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禁卫》载，刘守有乃明朝名臣、故大司马、谥庄襄、刘天和之孙。）的身份执掌锦衣卫。自此以后，朝臣子弟，都很乐意往锦衣卫任职。

当时，士大夫与这些人平日也有往还，所以，刑狱危急紧迫时，颇倚赖他们从中使力。刘守有的儿子刘承禧，还有吴孟明，就是其中名声比较响亮的人物。

朱由检的疑心病很重，对群臣没有能放心的。

宦官王德华统领东厂，以残忍刻毒来辅佐朱由检。

其时，吴孟明掌锦衣卫大印，对于刑狱之事，他偶也也会轻纵、放舍，但是，无论如何，他都还得观望东厂的意旨，不敢稍有违逆。

当日，镇抚梁清宏、乔可用朋比为恶。

那个时代，凡是缙绅之家，平日门下多少会有人来人往的踪迹，为了避嫌并免于祸患，这样的人家，都是很晚才起来开门，很早又快快把门关紧；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不敢相聚议论或窃窃私语。锦衣卫旗军的校官在谁家走一遭，谁家就如同经历大盗抢掠一般。在厂卫官校的眼中，官员的家，就是窝藏赃物的囊槖，所以，只要官员被盯上，官校入门之后，财产钱物，大家均分其利。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氛围下，那些图谋大明江山的组织和个人安排奸细潜入京师，打探消息虚实；那些佣夫贩子暗中接受准备倾覆大明社稷的起义团体差遣，私下活动。如此状况，即便民众觉察，为了不受牵连，也没有人会主动去向官家举发。

这种时局之下，即便是那些高门富户，想要安然度日、想要独善其身，都一刻也做不到。他们惶惶惊惧、畏缩不安，无有宁日。

那些狡黠奸诈之徒，乘着混乱，恣肆横行，四处请托，如有人稍微违逆其意愿，他们就会飞书诬陷，捏造罪名，寻章摘句、断词取义、以片言只字进行陷害。其结果，常常会株连至十数人入罪下狱、甚至死于非命

姜采、熊开元下狱之后，朱由检亲自指示，下谕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要求暗中将他们杀害。

（朱由检身为一国之君，不能光明正大，却在暗中做这些猥琐卑劣、让人不齿的小动作，真是小气小人，吊死煤山，不足以副其罪恶啊！）

骆养性得到朱由检的谕旨后，泄漏了上意，并且上言道：

“姜采、熊开元二位臣子，即使罪该至死，也应当将他们交付所在官司，令所司书写其罪，使天下清楚知道其获罪之因由。皇上如果暗中派臣将他们杀掉，天下民众、后世之人会说皇上是怎样的人主啊？”

关于此事，正好很多大臣都为姜采等人讲话求情，所以，姜采等人没有被立即处决，而是被长期拘系。

就这一件事情而言，骆养性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其他事情的处理时，骆养性肆虐也是非常多的。

锦衣卫的旧例，是有功行赏。这种有功行赏，只在缉拿图谋不轨者后才适用。到了后来，有功行赏，大都是假冒、滥充，根本就没有规范标准，所报的功绩，一百件中，没有一件是真实的。

厂卫横肆，官民困苦重重。对于官民困苦，无论如何上疏建言、无论如何请求申述，朝廷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对于厂卫上言请求，无论是多么的败坏法度、无论是多么地荒诞不经，皇帝都会立即采纳听从。

明穆宗（朱载垕）隆庆（公元1567年～公元1572年）初年，给事中欧阳一敬上疏，极言厂卫等的弊端，说是：

“负责抓捕的隶役，他们很容易逞势。而且，对于这些人的奖励升迁，都是以他们办理案件数量的多少、抓捕人数的众寡为标准。这些人，凭借可以逞凶的势焰、能够邀功的标准，冤枉诬陷他人，以获取自身的利益。基于此，没有什么是他们不能做的。其间，有的强盗已经自首，可以免罪，他们故意让强盗多牵连无辜的平民进来，以增加入罪者的数量；他们搜刮人家的合法收入与财产，诬陷成盗贼赃物，还裹挟市井豪强，作为伪证；他们暗地里伪造图书，携带在身上，并假造妖书批语，用妖言假印的律条来诬陷无辜；他们对于姓名相似的人，从不证实，就不清不楚地就把人抓起来；他们抓到父亲，如果其诉说儿子孝顺，他们反会判其子忤逆之罪。所以，那些被侦缉查访的人家，俗语称之为“刬[chǎn]”。由此也可看出，其毒害之烈，是如何地触目惊心。因而，上请皇上，从今以后，必须制定制度，事关机密、案情重大、关系到国家宪令大典的案件，厂卫依照惯例，可以上奏请求皇上裁夺。至于那些案情与罪状尚不明晰，还没有经过审讯议定的案件，一定要等法司详细拟定判状之后，视案件的判决结果，再确定是否予缉事人员记功。此外，还需兵部、刑部全都查问明白之后，再行请旨升迁奖赏。虽然缉事人员抓捕了官民，但审理之后，确定没有犯罪的，就不得虚冒成案以求升赏。至于其它诉讼案件，厂卫缉事人员一概不得插手，以免侵犯法司的事权。如若所获案件无法成立，而锦衣卫官校和镇抚司人员将官民拷打成重伤，甚至死亡的，须允许法司参与调查治理。法司如果纵容隐瞒、曲意附和厂卫，则须听凭科道官参与查实验证。如此，就会使功劳与实际相符合，缉访也自然会做到合乎事实。那么，冤枉无辜和滥施刑法的情况，就可以杜绝了。”

朱载垕并没有听用欧阳一敬的建言。

内廷的宦官与外朝的法司一同录囚（亦称虑囚。中国古代由皇帝或有关官吏讯察囚犯并决定可否原宥的制度。明清时期，皇帝一般不再亲自录囚。），是从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开始的。当时，朱祁镇命令何文渊、王文审理行在的疑案，敕令宦官兴安一同参与。之后，周忱、郭瑾前往南京办案，朱祁镇也同样敕令宦官同往参与。这个时候，虽然朝廷还没有执行五年大审（是明朝的会审制度之一，即皇帝定期派出使者，代表皇帝重新审理在押囚犯的制度。）的制度，但是，京师与南京的内廷宦官已经得以参与三法司刑狱的审理了。

明代宗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朱祁钰命令太监王诚会同三法司，一同审录京师的刑狱。这一次，没有审理南京的刑狱，也是因为灾异而开创了先例。

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朱见深命令司礼太监王高、司礼少监宋文毅分别参与京师和南京的会审。同时，朝廷还派恤刑使前往各地参与地方刑狱的审理，这一制度也就从此建立。

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朱见深命太监怀恩会同法司录囚。其后，审录刑狱，必须在农历的丙岁、辛岁举行。

明孝宗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不再派内廷宦官参与外朝法司对案件的审理。

到了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因为给事中丘俊上疏，朱祐樘又派遣内官参与会审。

凡是有大的录审，内廷宦官会捧着皇帝的敕令前往，张黄盖于大理寺。其时，还要搭一个三尺高的法坛，内官中间就坐；三法司的朝官左右两边陪坐；御史、郎中以下的官员，只能捧着案牍，站在下面，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地听候吩咐，奔走效劳。三法司审查检阅已定的案子，案件量刑与原判有所出入、或者有所轻重，全都是按照内官的意思改易的，过程中，一点不敢违逆内官的意旨。

明宪宗成化时期，会审之中，有一个案件，是弟弟帮助兄长与人争斗，将人殴打致死。对于此案，太监黄赐想要按照最轻的处罚做减刑处理，但是，刑部尚书陆瑜等人坚持不能减刑。于是，黄赐说道：

“同居一室，其中有人与别人争斗，其他人还都会披着头发、戴上帽子前去解救，更何况是亲兄长与人争斗呢！”

陆瑜等人不敢辩驳发难，结果，就歪曲法律，进行了判决。

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公元 1606年）大审时，御史曹学程因为向皇帝建言而被久久拘押在狱中，群臣请求宽赦他，朱翊钧统统不予许可。此时，刑部侍郎沈应文代理刑部尚书之职，他联合都察院与大理寺的长官，出具书面意见，呈送到太监陈矩手上，请求他宽恕曹学程的罪过。随后会审，案子判定后，还一同署名上奏。接下来，陈矩又私下禀报朱翊钧，说是曹学程的母亲年老，应该怜念。于是，朱翊钧才有所松动，最终释放了曹学程。这算是一件美事，同时，也可以看出，太监的权力之重，达到了如何的程度。

锦衣卫都指挥使也可以参与法司在午门外进行的刑狱审理，另外，还可以参与秋后承天门内外的案件会审；但是，不参与大审。

每年处决死刑犯人后，相关部门都会用图文将每个已行刑囚犯的画像及罪状，张榜公布在锦衣卫官署的外墙上，让民众观看省思。

那些奉诏参加审录的内廷宦官，他们死了以后，可以在其墓寝之中图写壁画，壁画的内容，是该太监坐北朝南，他的身旁，是司法堂的上官，还有御史、刑部郎中等领着囚犯鞠躬听命的状况，把这作为一种荣耀，以昭示后世。

明宪宗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皇帝敕令内廷宦官监斩强盗宋全。

明世宗嘉靖中，宦官犯法，朱厚熜诏令，对其免于逮捕审讯，只是下交司礼监处理。

为此，刑部尚书林俊上言道：

“内廷外朝，原本是一体的，宫中有宦官犯法，就应该下交司法审理，以验明其罪并公正处理，不应当把宦官犯法的事情交司礼监，而废弃了祖宗的制度。”

朱厚熜未予采纳。

按照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制度，宦官是不得识字、不得干预政务的，他们的职事，不过就是充任宫中的扫除之役而已。

洪武末年时，朱元璋曾焚烧了锦衣卫大狱的刑具，还曾下诏申明，大概是要昭示天下与后世，永不再用锦衣卫大狱。

然而，明成祖朱棣出于种种私欲戒备与暗黑心理，违反了他老子不再用锦衣卫大狱的规定，结果，给其子孙留下很大的祸患，残害了很多天下的忠贞良善，直至江山社稷被满清占领。君子为之痛惜，呜呼！

（本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