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塘月色》的主题历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本文是作者寄情山水之作，抒写清冷幽深的境界，表现凄凉的心境；有人认为本文是借景抒情之作，表现作者愁闷的心情；有人认为是表现作者欣赏月下荷塘自然之美的情趣，拘守个人的小天地，表现闲适的心情；有人认为它不是抒发作者逃避现实的情绪，而是表现作者对现实不满的愤激之情；有人认为是表现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等。应该说，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又意犹未尽。在笔者看来，从荷与月意象的传统象征意义出发来解释《荷塘月色》的主题，当不失为一种恰当的角度。

大家知道，朱自清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在父亲的教导下，就受过极其严格的国学教育；成年以后，在创作之余，朱自清一边教书，一边研究国学，他的《经典常谈》被公认为为是国学方面的重量级著作。因此，在《荷塘月色》中融入荷与月在古典诗文中的常用的象征意义，对朱自清而言，当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从荷与月意象的传统意义上看《荷塘月色》的主题，愚以为，《荷塘月色》的主题就是表达作者渴望超脱现实世界，对宁静、纯洁、美好的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对自由、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荷与月意象在古诗文中的传统的象征意义上来理解。

在中国古诗文中，荷花既是美丽女子、美满爱情的象征，又是“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行的象征。如下边两首诗：

                        采莲曲唐·王昌龄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白莲

                                  陆龟蒙

        素花多蒙别艳欺，此花端合在瑶池。

       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

第一首诗以荷花来刻画出少女美丽的形象，人面荷花，浑然一体，少女的容貌姿态如同荷花般鲜艳，红润，亭亭玉立。第二首诗咏白莲，内容有所寄托，诗人描写白莲花含着怨恨在不知不觉中谢落，暗喻洁身自好的人。他既写出了荷花的清洁高雅，洁白无瑕，不同凡响，也隐喻着诗人的高洁淡泊之志。

月亮通常是高洁和思乡怀人的象征。前者如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借月亮营造了一幅清幽绝俗、空明澄静的画面，很好的表达了诗人超尘脱俗的人生追求。后者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把诗人思念家乡的感情借月亮形象的表达了出来。

由此可见，在《荷塘月色》中作者通过对月下荷塘、塘上月色、荷塘四周的描写，通过对梁元帝《采莲赋》和南朝乐府诗《西洲曲》里的诗句的引用，所表达的不正是对宁静、纯洁、美好的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对自由、幸福、美满的现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吗？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在这篇散文里抒发这么种一情感呢？这里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作者家庭方面的原因。

作者的这篇散文写于1927年7月，正是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的时候。在此之前，朱自清作为“大时代中一名小卒”，一直在呐喊斗争，但是在“四一二”政变之后，他从斗争的“十字街头”消失，钻进古典文学的“象牙之塔”了。他毫不掩饰地表白这种思想的变化：“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在这三条路里(指政治上的左中右三条路──编者)，我将选择哪一条呢?……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以姑作安心地过日子……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哪里走》)“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一封信》)上述的这些内容可说是对《荷塘月色》一文中“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的原因的最好诠释。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原因，作者才想起往日走过的荷塘，才想去荷塘解解闷、散散心，才想着超脱这矛盾纷呈的现实世界，去寻求一份宁静、一份洁净，去追求一份自由、一份幸福！

研究《荷塘月色》的主题，朱自清当时的家庭情况也是一个不容我们忽视的问题。

在这个方面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朱自清当时的家庭经济状况，一是朱自清和父亲之间的矛盾。

朱自清的第一个妻子叫武钟谦，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型的家庭妇女。她为朱自清育有三儿三女。在朱自清写作《荷塘月色》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家六口人的吃穿用度都落在朱自清一个人的肩上，其生活拮据可想而知。用朱自清的第二位夫人陈竹隐在《忆佩弦》一文中的话说“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望我生活”，朱自清的经济压力于此可见一斑。

关于朱自清父子之间的矛盾，关坤英在《朱自清评传》中的记述更为具体，并有史料依据：

根据已得到的材料，我们已经知道朱自清从大学毕业后不久，一直到写《背影》时的1925年，他和父亲有过一段感情的摩擦，父子之间的矛盾有时是很激烈的。他上北大的第二年（1917年），父亲的差事交卸了，一家大小断了经济来源，从此生计日艰，进而债台高筑。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理所当然，他要负担家庭的经济，但是承担多少，承担有没有限度，他个人有没有独立支配经济的自由。在这些问题上他和父亲发生了一次一次龃龉。1921年暑假，他回到扬州八中任教务主任，父亲凭借与校长的私交，让校长将儿子的每月薪金直接送到家里，而朱自清本人不得支领。这种专制式的家长统治激怒了朱自清。一个月后他愤然离去，到外地执教。父子从此失和，这年冬天他不得不接出妻儿，在杭州组织了小家庭。1922年暑假，他想主动缓解和父亲的矛盾，带着妻儿回扬州，但父亲先是不准他进家门，后则不予理睬。过了几天没趣的日子又悻悻而去。以后父子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这就是《毁灭》中所说的“败家的凶残”、“骨肉间的仇恨”。1923年暑假虽又回家一次，但与父亲的关系仍未好转。

这段话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朱自清父子之间激烈的矛盾，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父子矛盾的根源。表面看，父子冲突是经济原因造成的；而实质上是自由和专制的思想斗争造成的。经济冲突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显现罢了。实际内容是一个要遵循传统文化的礼制，维护对儿子的支配权；一个要向传统文化挑战，追求自由独立。因此，父亲的封建家长制的垄断与儿子张扬个性的追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且不说后来父亲不让儿子进家门的冷酷，只就他通过与校长的私交而支取儿子全部薪金这一做法本身来说，就是对儿子的极大不尊重，是对人格尊严的侮辱。这在一般人都是不能忍受的，更何况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朱自清呢？

那么，朱自清和他父亲之间的这种矛盾在他写作《荷塘月色》的时候解决了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弟弟朱国华在《朱自清与〈背影〉》一文中相关内容得到证明。原文中有这么一段：

一九二八年，我家已搬至扬州东关街仁丰里一所简陋的屋子。秋日的一天，我接到了开明书店寄赠的《背影》散文集，我手捧书本，不敢怠慢，一口气奔上二楼父亲卧室，让他老人家先睹为快。父亲已行动不便，挪到窗前，依靠在小椅上，戴上了老花眼镜，一字一句诵读着儿子的文章《背影》，只见他的手不住地颤抖，昏黄的眼睛，好像猛然放射出光彩。 

从这段文字上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朱自清写作《荷塘月色》时，父子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缓解，而这一点对于生性孝顺的朱自清来说，无疑是非常痛苦的。而这种痛苦应该也是造成朱自清“心里颇不宁静”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荷塘月色》的主题就是表达作者渴望超脱现实世界，对宁静、纯洁、美好的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对自由、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作者之所以要抒发这么一种感情，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个人家庭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