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很想写一写张爱玲，想写一些她那睥睨四野的神情，想写一写她的高傲、她的孤独、她的冷清。文字像冬日雪夜里皓月下华美而凌厉的剑，她在剑端跳一支最悲伤的舞。

害怕自己写不好，写不出那份气魄，写不出那份将繁华粉碎后的苍凉。

“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不懂也要听。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翠远不快乐。

生命像《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那未免有点隔膜。”

——《封锁》

张爱玲最擅长的，大抵便是将隐匿在庸常底下的人性剖析。她看这世人时，便是最老辣最冷酷无情的外科医生，用锋利的小刀划开隐隐发黑的社会肌理，一路横冲下去，找到那块最深处的腐肉，轻蔑地用刀尖剔除。不留情面，不打麻药。她是站在滚滚红尘最深处的人，因而能够将最纤细幽微的情感描绘得毫发毕现；但她又不沾红尘，冷眼看着这世界，因而出离又克制。我不知道张爱玲如何做到这样的冷漠，读她的文字，总觉得撇弃了过多的无用的感情，所以她从不撕裂美好，只是淡漠地呈现溃烂。让人心里好委顿好难受，憋了一口民国时期上海衖堂里潮湿的闷气，却只能打在软软的棉花上。

“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冰凉的黄藤心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这就是他所怀念着的古中国......他的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是抽鸦片的！他坐了起来，双手托着头，感到了难堪的落寞。”

“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淡黄的雏菊。她两手交握着，脸上显出稀有的柔和。世舫回过身来道：‘姜小姐......’她隔得远远的站定了，只是垂着头。世舫微微鞠了一躬，转身就走了。长安觉得她是隔了相当的距离看这太阳里的庭院，从高楼上望下来，明晰、亲切，然而没有能力干涉，天井、树、曳着萧条的影子的两个人，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

——《金锁记》

她爱写爱情这个主题，可在衰败的大时代里，笔下的爱情多有绝望。最心痛的，莫过于明知绝望还偏要仰望，明知不得却偏要去幻想，明知是一眼望到头淡漠人生却偏要去拼命抓住些什么。这就罢了，她还一遍遍地强调那惨白的未来用以加重当下的凄凉。“她怎样消磨这以后的岁月？找徐太太打牌去，看戏？然后渐渐的姘戏子，抽鸦片，往姨太太们的路子上走？”这便是张爱玲小说里的未来。像午夜里黑白电视发出单调一致的嗡嗡声，却因电流的扰动偶尔爆出几个极不安分的波形——改变不了的，却是那一眼望到底的命运。

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个人都是太小太小的桨。张爱玲用她的无力感，把太多太多的人溺毙于深寂的海洋。

“这里是什么都完了。剩下点断堵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跄跄摸来摸去，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倾城之恋》

张爱玲用一座城的倾覆，成全了两个人，将时代的苦难作为爱情的底色渲染出一曲紧凑的恋歌。在二十三四岁的年纪，她自由、张扬、放纵，且奋不顾身。风雨飘摇的上海，她拿最高的稿费，买最华美的衣裳，用一个个真实到残酷的故事践行着出名要趁早。她的文字充斥着世俗的情爱与腌臜，鲜有救赎，更鲜有家国。她是绝对的个人主义者。这是其局限之处，亦是其可贵之处——因为纯粹，所以格外地扣人心弦。

她写尽了男女的欢爱，写罢了世态的凉薄，却终究写不过自己的人生。“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她写，他续。一纸婚书，从奋不顾身到错付终身，她参破了所有的人生看到了所有的情感下面的腌臜，却终究将内心深处的温柔毫无保留地奉献，面对痛彻心扉的伤害，选择宽容选择慈悲。我渐渐明白爱情这一主题压倒时代的悲剧反复出现之于张爱玲的意义：或许在她看来，这便是那个命途飘摇的早年不幸的对温暖深切渴望的少女生命中的一切。

眼极冷，心极热。她冷眼看世界，或许也是对人、对社会的终极关怀。

终究是滚滚红尘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