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个敏感、多情的人，罗曼•加里与珍•茜宝。他们的爱情与人生远看像光彩照人的画，近看却孤独、焦灼又凶险。他们没能与社会保持同步，而后者也彻底、残暴地将他们的自尊心撕裂，将两人的努力付诸东流。爱情终究不是拯救孤独的良药。在并不漫长的相伴结束后，罗曼虽然依旧是珍的依靠，他也在珍数次陷入危机时，不遗余力地挽救她。但最终，罗曼没法留住珍，也没能“拯救”自己。

罗曼•加里与珍•茜宝——并不为爱轻生

与其说是爱情故事,不如说是沉浸在爱情中的人性。

“伪装者”罗曼

1914年，罗曼•卡谢夫（Roman Kacew）出身于沙俄（现为立陶宛）一个犹太家庭。14岁那年，罗曼跟随母亲前往法国尼斯定居，并更名为罗曼•加里（Romain Gary，Gary俄语意为“炭火”）。

罗曼在《假名》中写道，“我是一个人的儿子，这个人丢下了我，让我终生怅然若失。”

在处女作《欧洲教育》中，罗曼清醒地看到战争对人类设下的陷阱：胜利只能带来瞬间、暂时的解放，而人性总会如此“走”下去。人们不知疲倦地自欺欺人、陷入幻想：“战斗、祈祷、抱有希望和信仰，认为那一定会有结果！”

然而，他仍旧没有放弃追求自由和正义：母亲与他永别的那句话中，第一个词是坚强、第二个词是抵抗。二战中，他追随戴高乐，作为飞行员屡次获得战斗勋章，并在战后担任法国驻洛杉矶使馆总领事。

罗曼在小说中写到母亲：“对我美好前途的憧憬支撑着她活下去。为了给她那荒唐的梦一点真实的色彩，我只能继续努力，与时间竞争”。

此外，罗曼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两度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家：1956年，凭借《天根》获奖后，为了摆脱“三重身份”（外交官、名作家、战斗英雄）桎梏， 罗曼瞒着世人用Emile Ajar、Fosco Sinibaldi、Shatan Bogat等笔名发表作品。孰料，1975年“Emile Ajar”竟又以《如此人生》荣膺龚古尔奖。

文学评论家兹维坦•托多罗夫更是对罗曼作品中，拒绝善恶二元论的历史观推崇备至：“起初谁也没认真看待他。可实际上，他不仅是个远远超出萨特水准的小说家，而且是个超越同代人政治智慧的思想家”。

遇见“孩子一样的女人”

1959年，罗曼在洛杉矶使馆晚宴上，遇见21岁的女演员珍•茜宝（Jean Seberg），珍身边还陪同着她年轻的律师丈夫。那天晚上，45岁的罗曼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他让珍的丈夫把鞋脱下，试了试然后还了回去。

你知道，爱情最渴求的，是想象力。每个人都应耗尽力气、施展全部的想象力，来创造出对方的形象。绝不要向现实让步。那么，当双方的幻想相遇时……再也没什么更美好了。

罗曼•加里

“糟透了”的孤独

珍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一个典型的白人“WASP”家庭（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

罗曼曾不无怜悯地说过，珍从小在家中忍受着一种“糟透了”的孤独——这种孤独并不允许人喘息，而是将人慢慢压垮。

遇见罗曼前，珍差点在《圣女贞德》片场被活活烧死。她还在《你好，忧愁》以及法国新浪潮导演戈达尔的名作《精疲力竭》中扮演女主角，声名鹊起。

从影之初，珍十分害怕镜头。每当人们喊“action”，将镜头对准她时，这位女主演“都感到被枪击中了一样”。不仅如此，出生于清教徒家庭的珍极度害羞，十分抗拒在电影里脱衣服，哪怕床单挡着也受不了。为克服不安，珍尝试了多种方法，而罗曼帮助她渐渐相信自己。

1962年，两人的孩子迭戈在巴塞罗那出生。一年后，他们在科西嘉岛Sarrola-Carcopino低调举行了婚礼，一起度过了七年婚姻生活。

社会舆论受害者

珍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受害者之一：1970年，为报复她对黑豹党（由非裔美国人组织的美国黑人民权团体）的支持，FBI开始监听珍的电话，好收集信息，通过媒体诋毁其公众形象。

得知珍有了身孕、孩子名为妮娜后，FBI随即放假消息给洛杉矶时报，声称这是珍与黑豹党非裔成员的孩子。FBI进一步污蔑珍对黑豹党的积极支持全是出于私情，对其进行持续打击。

未能被拯救的女孩

夜半我冷醒了，于是起身给她加了一床被子。

罗曼•加里

尽管罗曼宣称孩子是自己的，但珍坦承，妮娜是她与一个墨西哥学生外遇的产物。孩子出生前1个月，两人离异，妮娜胎死腹中。

妮娜在故乡下葬时，珍把她放在水晶棺中，借此向世人表明，妮娜并非如报纸所说，是她与黑豹党非裔成员的孩子。而罗曼也公开发表声明，为珍申辩，并激烈地谴责FBI。

离婚后，两人仍然住在原来的公寓里：罗曼在侧房生活、工作，而珍带着儿子和家庭教师，住在公寓的另一侧房间。

然而，舆论的肆意诋毁、孩子的死亡，让珍日益消沉。她患上抑郁症，常常对着冰箱呓语。

罗曼的温柔

虽然罗曼离婚后有不少浪漫邂逅，但他始终对珍呵护备至。即便珍再婚后，罗曼也继续资助她。甚至在她第三次离婚后，两人每年圣诞节都会聚在一起喝杯酒。

1972年，为从疯狂的边缘将珍挽回，罗曼力邀她主演自己的电影。在这部电影继续被公众口诛笔伐后，他收到珍的一封信：

“亲爱的罗曼,

我知道你在势单力孤时，仍竭力完成这部电影，是为了拯救我。

现在，没有人——包括我自己——会相信我有能力重新开始工作。”

“我想要社会来顺应人们”

也许对舆论、社会的残酷感到心灰意冷，1974年，罗曼以Emile Ajar身份发表了作品《大亲热》（Gros-Câlin）。

努力与周围协调，“把自己藏起来”，已然成为人们的生存策略。主人公库森（Cousin）每天上下班，穿戴与他人相似的帽子、外套、西裤。不经意间，人客体化为棋子，人之间名为“爱与存在”的情感愈加稀缺：个人的思想、感受，许是因具有尖锐性、排斥性，再难以沟通和分享。

面对爱的缺失，敏感、孤独的库森下班后从名为“大亲热”的宠物蟒蛇那得到了情人般的怀抱，他感到“被一股温暖的爱所包围”。

社会并不是没有为库森提供解决方案，而艺术、文化固然能“调整”社会运行中的问题，然而本质上，它们均由社会孕育。库森得到了一个无奈的建议：“你们最终可以做到一个人非常舒适地生活”。故事末尾，库森幻化成了蟒蛇“大亲热”。

而罗曼也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人们的顺从造就了环境……我不想服从社会环境。我想要它根据人们来调整。”不过，罗曼自然明白，自己会继续受困于自己的精神苦境里，这样的交流又如何能重新命名世界？

“我的自杀，与珍•茜宝无关”

1979年8月30日，人们在巴黎十六区一辆雷诺汽车后座上发现了珍已经开始腐烂的遗体。她彻底沉入黑夜，无法回头了。

人们在这条僻静的街道上发现了珍的遗体。

罗曼在法国著名伽利玛出版社举行新闻发布会，披露珍曾数次试图自杀，而最近一次，是在女儿妮娜的忌辰。他痛斥FBI，指责其对珍的逝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们唯一的孩子，时年16岁的迭戈（Diego）出席珍的葬礼。在他心中，妈妈“温柔而又有些疯狂”：如今年逾五旬的迭戈写道，自己始终被回忆所扰，难以摆脱那片“灰烬的海洋”。

珍去世一年后，罗曼饮弹自尽。他在床脚留了一张日期为“J日”的字条。这份遗书更像是罗曼在镜中面对自己说出的决定。

罗曼的遗书。在《黎明的承诺》中，罗曼曾写道： “我与在上面的那位先生有个约定，您明白吗？我们约定的前提条件是，我将永不老去。”

字条上写着：

“[我的自杀]与珍•茜宝无关。那些认为我为爱轻生的人，请勿执着于此。

人们显然可以把[自杀]归咎于抑郁症。然而，自成年以来，[抑郁]始终伴随着我，并允许我更好地完成作品。

那么，是什么原因？或许，我写下的文字已经给出了答案：‘无法说得更好了。’

我想要说的，已毫无保留地完全表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