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要刻船山遗书之二【535】2023-11-20
王船山这个人，在当时论功名，不过一举人；论地位，不过永历小朝廷行人司里的九品行人；论经历，他甚至连北京城都没进过，也不见他与学术权威、文化名流有过多少交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避居山间的“南岳遗民”（船山自称），却居然敢对中国学问的各个领域，包括经学、史学、政治学、文学，甚至天文、历法、数学等自然科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敢于对圣贤之言和历史定位提出质疑，并终于自成一家，而且登上那个时代思想与学术的顶峰。正如刘人熙说的：“船山之学，通天人，一事理，而独来独往之精神，足以廉顽而立懦，是圣门之狂狷》，洙泗之津梁也。”
在王船山这个崇高榜样的鼓舞下，湖湘士人长期以来所具有的独立特质，得到极大的激发，到后来终于形成一股股撼动山岳改变天地的强大军政力量。这种现象，辛亥志士杨毓麟在《新湖南》一文中曾有过清晰的描述。他说周敦颐“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王船山“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王闿运“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是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己，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
王船山对湖湘士人群体性格影响的第三点，即他的坚毅顽强、艰苦卓绝的非凡定力。三湘四水土地贫瘠，人口众多，自古以来谋生不易，竞争激励，故而民风既朴实又强悍，性格执拗，甚至于霸蛮。从这个人群中产生的士人，也大多保存这种特性。王船山堪称此中典范。
王船山中年之后，便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他既无财产，又无田庐，只靠少量束脩度日，经济状况异常窘迫。史册说他“厨无隔宿之粟”，应是实情。他长年从事艰难的学术研究，呕心沥血写下来的大量著作，在他的生前一本都没有刻印。他常常连买稿纸的钱都没有，只得从亲戚讨来陈年账薄，将他殚精竭思的成果写在账簿的背面上。就这样，他数十年如一日，思考着，撰写着，生命不息，著述不止。即便穷苦到这个地步，他也坚持自己的操守，拒绝吴三桂的厚禄收买，也不接受来自官方赠送的锦帛。生活本身既清贫已极，所写的书又一部没有刻印，当然也就谈不上任何稿费收入，同时也就得不到社会的肯定。物资上的收获和精神上的鼓励，通常是写作事业的两个支撑点。这两个支撑点，王船山一个都没有。那么，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呢？而且居然能支撑四十年之久？
我（唐浩明先生）以为，首先，这是源于王船山为学术献身为真理献身的崇高而无私的精神。其次，也源于王船山身上那种湘人所特有的执拗甚至霸蛮的性格。王船山长期在艰难困苦中著书立说的行为，是对湖湘士子一种巨大的激励。湖湘广大民众皆穷困，士人多出自清贫人家，寒士是湖湘士人群体中的主流。湖湘士人多自爱自重，虽穷厄而不坠青云之志，不少人终于能脱颖而出，成为对社会有大贡献的人。钱基博（钱钟书之父）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中对王船山这种影响作用如此评价：“王夫之以艰贞柱世变......维人极以安苦学。故闻夫之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正是在船山精神的培育下，衡阳人彭玉麟，才有“愿以寒士出寒士归”的勇气。在彭玉麟眼里，寒士这个身份，既不会使自己惭愧，也不会令人看不起。所以在后来的岁月里，他才会六次请辞握有实权的高位，才会将自己的全部养廉费教公，才会以兵部尚书之身病死于衡阳乡间的茅草房里。彭玉麟终生以清贫寒士为荣，因为乡贤王船山就是清贫寒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