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王德明，1935年10月生于高密西乡位于官河东岸的坊岺村。王家到了他这一代人丁不旺，我太爷爷、爷爷、二爷爷一大家子人就守着他这一根独苗，其娇惯和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当时家境殷实，有田产，有骡马，在青岛和蔡家站等地有生意。父亲四岁那年，一个风疾月隐之夜，遭到土匪绑票，土匪掠着父亲旋风般快遁出北大门了，我太爷爷披着衣服匆匆赶上，高声对土匪说：“你们不是为了钱嘛，把孩子放下，我跟你们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将父亲换回。尽管家里几乎变卖了所有财产赎人，惨无人性的土匪为了灭口，还是将我太爷爷杀害了，尸骨未见。这桩事成了父亲一生的痛。父亲到了晚年多次动情的和我谈起我太爷爷，说他相貌堂堂，气度不凡。父亲一生经历过几个比较大的坎，都有惊无险的安然度过了，他认定是我太爷爷在九泉之下保佑着他。
父亲在家乡读的小学，在高密中学、山东省即墨中学分别读的初中和高中。他学业十分优秀，高中毕业前，校方确定了两名保送上大学人选，父亲是其中之一。然而世事多变，临近高考了政治条件突然加码，因我家是中农成份，名额被迫易人。父亲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匆匆走向考场，考取了曲阜师范学院。
我是在父亲上大二时出生的。父亲放寒假回来，看到炕上有个大胖小子，欣喜异常，俯下身来不住的亲吻着逗弄着。母亲说：“还没起名呢，给儿子取个名字吧。”父亲想了想说：“我在曲阜上学，就叫他曲阜吧。曲阜是圣贤之地，沾点文气。”这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临沂莒县一中教学，在那里一呆就是十五年，只有每年的秋假寒假才能回来。孩子们刚刚跟他熟悉和热乎起来，就要依依惜别。在我童年记忆中，父亲是遥远的，就像远方的客人；他的形象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是不连续的，跳跃的。让我们经常想起父亲、感受到父爱的，是莒县的大米、煎饼和来往的那些家书。
一次父亲度完秋假要到高密坐汽车返回，母亲让我早起送送他。晨曦之中，我背着小包袱走在父亲身旁，四野静悄悄的，只有我俩一重一轻“嚓嚓”的脚步声和路边秋虫的繁响。父亲和蔼的说：“你给我的信写得不错，意思表达清楚，也条理。”我嗫嚅着解释：“那是我二爷爷教我写的。”“那也不错，一个小学生嘛。”他爱抚的继续说：“有一次我看完信随手放在了办公桌上，信被一位老师看到了，老师们就传看起来，还拿到教室念给学生听。后来再收到你的信，我干脆就锁起来。”我有些惶恐，只觉得脸发烧，心怦怦直跳。父亲问：“我带给你的几篇学生作文，你看了有什么感想？”“好。”“好在哪里？说说看。”我支吾着说不出来，急得直挠头。父亲不再难为我，转而和我娓娓说起了他班上那些优秀学生的情况，就像讲故事一样，听得我入迷。不知不觉走出十里地了，前面就是五龙河，登上高高的河堤，父亲接过包袱，说：“不要送了，快回去吧。”说着从小包袱掏出两个包子给了我。望着父亲在被霞光晕红的薄雾中远去，我感到无比的依恋。回去的路上，有滋有味的吃着凉包子，油流到手上再用舌头舔舔，想着与父亲的谈话，有种说不出的幸福和甜蜜。
父亲第一次给我留下深刻的家庭顶梁柱的男子汉印象，是1967年那场政治风暴袭来、家庭陷入危难困顿之时。多年担任村干部的爷爷和二爷爷无端遭到冲击双双染疴，先是二爷爷颌下的瘤子发炎化脓，住进潍坊人民医院，爷爷去看他，感到眼睛不适，到门诊一查得的是眼部恶性肿瘤，当即做了手术。二爷爷的病情不见好转，继续恶化，父亲决定带他去北京治疗。
二爷爷二奶奶没有生育，和爷爷一辈子没分家，在我不记事的时候奶奶就去世了，我们姊妹几个是由二奶奶一手带大的，两位老人待我们胜过亲生。
出发的那天早晨，阴云密布，秋风萧瑟，门前聚集着送行的家人和邻居们。爷爷戴着眼罩神情凝重的站在一旁，我们几个孩子依偎在愁容满面的二奶奶身边，好心的邻居们你一言我一语劝慰和开导着二奶奶。二爷爷和父亲从家里出来了，二爷爷高高的个子穿着一件大氅，颌下的瘤子肿得像个小南瓜，父亲背着一个简单的旅行包，沉稳而干练。父亲微笑着跟众人打了声招呼，然后深情的来到二奶奶面前，二奶奶哽咽着说：“我的儿，出这么远的门，你一个人在外，要多加小心啊！”父亲俯下身来用双臂轻轻揽着瘦弱的二奶奶，自信的说：“二娘，你放心吧，我一定想办法把我叔的病治好！你老在家多保重！”说完，在众人叮嘱声中，转过身去，跟在二爷爷身后，踏着飘零的落叶，迈着坚定的步子，向北走去，走下斜坡，走过后街，走出北门，走向蔡家庄火车站。望着父亲的背影，我感到那样的高大，就像是一面山。
父亲是托在海军司令部任职的同学联系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二爷爷的瘤子是良性的，但手术相当复杂，进行了七个多小时，这七个多小时父亲就在手术室外焦急的来回踱步。庆幸的是手术十分成功，在康复过程中医生把二爷爷的老胃病也治好了，二爷爷回来就像换了个人似的，身体健朗，谈笑风生。
爷爷本来患的是不治之症，父亲打听到一个偏方，从莒县源源不断寄来山蝎炸着给他吃，连续吃了很长时间，结果术后再没复发，得以根治。医学专家就此曾到我家做过跟踪调查。
风雨过后，大家庭重新恢复了往日的欢乐。
1974年秋，父亲终于从莒县调了回来，被安排到距家二十里外的井沟中学担任了一名语文老师。此时我已升入高中。
1975年春，一场教育思想大辩论在全国教育战线展开，运动也燃到了我所在的学校。青少年时代的我思想有些激进，自以为有点文笔，很快卷了进去。愈演愈烈之时，消息传到父亲耳朵。周六父亲回到家，吃过晚饭，叫着我一同走出村子，在村前那条被溶溶月光照的白花花的南北路上徘徊着。父亲紧绷着脸，我预感到了什么。他用从未有过的严肃口吻说：“你们在学校闹的事我知道了！你们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应当立即停止！”我不由的一愣。他看了我一眼继续说：“年轻人血气方刚，容易头脑发热，然而对事物缺乏全面的认识。有不同观点可以心平气和的交换，不能采取这种方式。作为一名学生，应该珍惜大好时光，好好学习，将来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这比什么都重要。”见我梗着脖子一言不发，父亲干脆拉着我在路边桥头坐下来，从对政治运动的感悟说起，与我进行了长谈。透彻细致的分析和苦口婆心的劝说，终于使我醒悟过来，有了回转之意。返回学校，渐渐从运动中淡出。后来的情况证明了父亲的话是正确的。从此，我对政治采取了十分理性和审慎的态度。
父亲为儿子择媳的标准很高。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所说的姑娘容貌都是很出众的，也贤淑能干，而且是由嫁过来的姐姐或姑、姨亲自做媒，但父亲都没有同意，原因只有一个，对方文化程度低了，可见他对教育的重视。跟高中毕业、担任民办教师的对象定亲后，当年秋即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俩同时报名应考。本来我想考大专，父亲说：“报中专吧，这样稳妥些。”显然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父亲为我俩的复习费尽心思，满心希望我俩都能考上，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他学的是政史专业，教了多年语文和政治，对指导考试很有一套，每周都把复习提纲和答案带回来，先给准儿媳送去一份，再给我一份。一次来到准儿媳家，本想当面叮嘱几句，对方到外村剪裁衣服去了，父亲回到家支下车子悻悻的说：“都什么时候了，还顾得上做衣服。”言语中透着关爱。对我也不断的上弦。在父亲鞭策下，经过个人奋力拼搏，我俩如愿以偿，双双被录取，在人生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一时在村里传为佳话。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童年时代跟父亲难得见面，离多聚少，我考入高密师范后，父子俩竟成了课堂上面对面的师生。1978年秋，父亲从井沟中学调到高密师范担任了我们的教育学心理学老师。开始我俩都有些不自然，但很快就习惯了。父亲讲课声音洪亮，逻辑性、知识性很强，也风趣幽默，很受同学欢迎。
随着思想战线的拨乱反正，教育的春天到了，父亲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甩开膀子、心情舒畅干了起来。当时，家庭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六个孩子，姐姐已出嫁，其余的都在上学，爷爷年迈失去了劳动能力，花销就靠他那点有限的工资。寒冬腊月，他连双棉鞋都不舍的买，穿着那双单薄的已经起了皱褶的皮鞋，匆匆奔走于办公室和教室之间，在没有取暖设施的教室一站就是一节课。清晨在冻的冰硬的操场上和学生一起跑步，课外活动踏着残雪和学生边漫步边谈心，晚上办公室的灯光一直亮到很晚。他变得越来越繁忙，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之余，为师生做专题报告或讲座，为全县教师培训班授课，到省里编写教材，去各地参加教研活动，参与高考阅卷，情绪是那样的饱满，那样的充满活力，就像不知疲倦似的。父亲在师范工作了十七年，这是他人生最辉煌的一个阶段，达到了事业的高峰，获得山东省特级教师、山东省优秀教师、山东省优秀班主任等多种荣誉称号，首批晋升为高级讲师，走上了学校管理岗位。
父亲是个热心肠、胸襟开阔的人。在他办公室和宿舍里，常常有衣着朴素、憨厚中略带忧郁的家乡子弟，他们有的想转学，有的想复读，有的想找父亲拿主意，父亲总是忙里抽闲尽最大努力给予帮助。这些子弟历经曲折，后来大都迈进了大学门槛。他们放假归来和入学之时，把父亲这里当做了必经之地。父亲高兴的从伙房打来饭菜热情款待，亲昵而爽朗的称呼着他们，彼此谈的是那样投机，那样推心置腹，忘年交似的。
（作者父母合影）
1980年师范毕业后，我当了一名数学教师，1984年暑期从学校调到县教育局机关从事文字工作。不少人以为这与父亲有关，是他给我找了关系，其实这完全是一种猜测，依父亲的性情是不会为我们操作这类事情的，何况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是教育局一位领导凭着对我能写点东西的初步印象，派人暗中“出题考试”后使然。
父亲为我履新感到高兴，在我困难时给予了有力帮助。初进机关我很不适应，笔下生疏，四顾茫然，常常对着稿纸半天落不下一个字，颇受熬煎，一度想打退堂鼓。父亲得知后，急急给我找来一大摞《人民教育》《山东教育》，把其中有用的文章用折页隔出来要我精读，嘱我关注时政，养成剪报和记笔记的习惯，注意资料的积累。他说，每个搞文字的人都要经历一个艰苦磨砺的过程，不要发急。在父亲指点下，我从模仿开始，潜心探索，逐渐找到了感觉。一次陪同局长到高密一中参加了一个青年教师座谈会，回来连夜写了一篇《高密一中培养青年教师的举措和经验》的文章，寄给《中国教育报》，一周后在三版头条全文发表。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出现在报纸版面上，我十分高兴，拿着报纸让父亲看，出乎我的意料，父亲显得很平静很淡然，他一边吃着饭一边严肃的说：“写作是机关文秘人员的看家本领，发表篇文章是件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只是个开端。”接着和我侃侃谈起了他那些从事了新闻、机关工作的同学的成就和造诣。父亲的话仿佛在我面前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让我刚刚翘起来的尾巴又收了起来。
父亲是那种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际写作能力的人，师范每年向教育局报送的工作总结，连续若干年由父亲执笔，父亲在一些大型场合的演讲稿，被不少同事借鉴。
对于我进入仕途，父亲起初抱有很高的期望值，但后来我的发展让他有些失望，这种失望他只是存在心里，没有明显表露就来，更没有直言，面对我糟糕的身体状况，他更关心更重视的是儿子的健康和平安。我是典型的过敏性体质，童年时代就出现过敏症状，进入青壮年过敏反应愈甚，常常被折磨的苦不堪言、身心交瘁，给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大影响。父亲为儿子心焦，好不容易歇个星期天，带着我四处奔波求医问药，用冬虫夏草给我炖水喝，用草药烧了水给我洗身，还亲自向北京免疫研究所、上海中医药研究所写信咨询，委托老师带着我到大医院找专家诊治，看到《光明日报》刊登了著名武术家王子平先生的《祛病延年二十势》，就剪下来让我对照插图练习，鼓励我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尽最大努力干好工作。深沉而博大的父爱，使我没有在疾病面前一沉不起，而是以乐观向上的态度面对一切。大约四十五岁以后，我的身体状况终于有了转机，过敏症状渐渐消失进而痊愈，从“山穷水复”走向“柳暗花明”，父亲那颗悬着的心才跟着放了下来。在此，感谢所有给予我关照的人们！父亲，路边那棵不起眼的顽强开着淡淡黄花的蒲公英，也许就是您的儿子。
父亲爱孩子，爱每一个孩子，包括孙辈、重孙辈，用他那春风化雨般的爱，为孩子们建立起了一个民主、温馨、充满书香气息的成长空间。他特别注重孩子心灵和人格的塑造，要求孩子们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有美好追求的人，顺乎时代潮流的人。父亲很少辅导孩子作业，也没见他给孩子买过课外书，他的着眼点似乎不在某道题某个字上，而在于大的基础的方面，如学习习惯的养成、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内在动力的激发等。平常发现谁身上有了闪光点，哪怕是很小的闪光点，也予以鼓励。偶尔成绩欠佳，也不责备，而是帮助分析原因，总结规律，加以启发引导。父亲专注治学和教书育人的风范更是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这种家庭氛围中，后辈大都学有所成，其中出了北大硕士一名，人大硕士一名，波士顿大学硕士一名。带着父亲的殷殷期望，去年普乾侄从山大数学学院毕业后，以全额奖学金考取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计算机专业博士，海栋侄在高考中以618分的成绩考取中南大学新能源专业。
父亲中年时就患有高血压，但一直控制的很好，他在服药、饮食和运动等方面十分注意，性格又开朗乐观，身体可以说是很强壮的。然而后来还是在脑血管方面出了问题。2006年春，父亲突发脑出血，经市人民医院精心治疗康复出院。不料过了一个多月，又一次复发，陷入深度昏迷，病情危重。市人民医院周健民医生带着我和干医的雪梅妹急忙赶往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脑外科专家李国彬主任看过片子，沉吟道：“这是血管瘤破裂，可以手术。”从李主任的语气和神情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希望，立即通知姐姐和弟妹们，用救护车速速将父亲转来，当晚即由李主任主持做了介入手术。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父亲出院时根本看不出像个病人，精神、语言和肢体活动一切正常，自己走下楼，走上汽车，回到家不用人搀扶一口气走上三楼。病后，父亲又健健康康的生活了十年。
这十年，是父亲畅享天伦之乐，收获人生幸福的十年。平常悠闲的和母亲下下跳棋、打打扑克，相伴着赶集买菜、走亲访友，偶尔到北京子女处小住。每当子女来到身边，特别是大家庭欢聚之时，父亲都反复的就像讲课似的给我们介绍保健知识和养生经验，语重心长的提醒我们注意身体健康，当然也离不开家庭教育这个话题。和大学的同学联系越来越多越密切，盛情邀请他们来高密做客，也欣然去青岛、淄博、济宁等地赴会，有时还携着母亲由子女陪同前往，同学情就像陈年的老酒，愈到晚年愈加甘美和浓烈。
在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父亲教出了无数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每当谈到学生他都情真意切，如数家珍，充满幸福感自豪感。2015年，父亲八十一岁那年深秋，家中来了十三位七十岁开外的银发老人，其中最年长的已七十七岁，他们是父亲大学毕业分到莒县一中教的第一届学生，相约专程从三百里外来看望父亲。师生久别重逢，百感交集，热泪纵横，说不尽的知心话似决堤的江河，场面之感人令我们在旁的子女也为之动容。这些学生中，有的是和父亲情同手足的班干部，有的是家境贫寒父亲给予资助的，有的是家庭成份不好父亲予以特殊关照的，有的是在招飞中政审环节遇到点问题父亲出面通融得以成行的，快六十年了，他们对当年的师生之谊仍念念不忘。而对他们的名字我们也并不陌生，因为父亲常常念叨起他们。
平常，不断的有学生来看望父亲，过年过节更是络绎不绝，这对晚年的父亲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慰籍。
父亲最后的两次病，也都与脑血管有关。2016年9月，父亲患中度脑血栓，经过治疗，出院后尚能推着助步车在家中行走。在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弟兄姊妹日日夜夜轮流陪护在父亲身边，悉心照料，帮助康复锻炼。不幸的是，2019年10月父亲又突发脑出血，当年为他做手术的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李国彬主任连夜赶了过来，然而面对病情已无回天之力。父亲永远地走了，享年八十五岁。父亲走的很平静、很安详。
人们常说，人故去三年内灵魂是不会走远的。我们觉得真的是这样，父亲似乎还活在我们中间，他的音容笑貌常常在我们脑海出现。只有到了清明、春节和父亲的生日、忌日，大家才真切感到，父亲离我们而去了，弟兄姊妹在群里表达着深深的怀念和祝愿，沉浸在难以自抑的悲怆中。我的生日在父亲忌日的次日，父亲去世后，我不想再过生日了，早晨面对着对象端来的热腾腾的面条长时间发呆，泪眼透过袅袅蒸汽，仿佛看到父亲正微笑着向我走来，说着那句在我童年时常说的充满爱意的话：“你这老实呱嗒的——”
以这首《教师家风》作为对父亲的祭奠吧——
父亲王德明，三尺讲台耕。
两袖清风去，留下好家风。
重教是根本，立德视为宗。
为人当正直，心迹贵双清。
荣华不贪慕，知识最受用。
志向存高远，梅香苦寒生。
人才代代出，报国须竭诚。
泪眼慰父灵，家风永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