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为原创首发，文责自负。本文参与[海薇阁单月征文]第一期【乡村】

我出生的地方叫通河村，村子不大，四五十户人家。一条小河绕村而过，流过杨树林，穿过盐碱地，沿着一望无际的田野流向天边。河是静默的，偶尔泛滥却不干涸。村是荒凉的，有孩子出生也有老人去世，只是几年过去还是那几户人家。

乡亲们守着几亩薄田度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河水带不来外界的消息，风也捎不走村子的故事。只有乡亲们固执地相信，土地终能给他们温饱、能令他们满意。他们要为土地而生，也为土地而死。即使一直贫穷，也甘之如饴。

通河村是我小时候的全部世界，“天似穹庐，笼盖四野，”风吹过，乱了青草。花开着，红了四季。随便站在村庄哪个角落都能望到天边：天边的落日，天边的归雁，天边的坟地。无遮无拦、肆无忌惮地闯进你的眼帘。

落日与炊烟、坟地与荒草、归雁与秋天，构成村庄留给我的全部画面。那画面阳刚悲壮，荒凉沧桑。

我在通河村待了九年，有记忆的日子顶多五六年。少不更事的童年记忆里，那些画面、那些人和那些事，为什么偏偏蕴藉着将老之人的情绪。

长大后我去求证过，老辈人说不记得了，同龄人又说似乎没有发生过吧。但是那些记忆霸占着我的过去，驱走又来，挥之不去…...

9岁之后我离开通河村，跟随下放的父亲回了城。那些有关通河村的记忆，逐渐模糊，被压在记忆深处。但是无论怎么模糊，有人提起家乡的时候，那些记忆便清晰起来，依然固执地萦绕在脑际：关于砸夯的往事，关于杜老闷的故事，关于刨茬子的记忆。

01 砸夯

那时候的农民几乎没有富裕的。穷字当头的岁月，盖房子是他们人生的头等大事。所以不管谁家盖房子，乡亲们责无旁贷，都把它当成自家的事儿。

拉土进瓦打地基，砌墙上梁安窗户，盖房子的所有程序走下来至少三五个月。农活忙，盖房子的事儿大多在八九月份进行。八九月份，庄稼基本不用伺候了，该铲的铲，该除的也都除过了。距离收割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正好用来打地基。

打地基全靠人力夯：四根木棍绑定一个大碌碡，再拴上四根粗麻油的抻绳，八个壮汉一人抬木棍的一头立在那里。白毛巾垫肩膀，领队起嗓喊一声：“兄弟们，抄起来啊！”，其他人呼应：“嗨呦~”，砸夯就开始了。

夯子抬起来呀—
哎嗨哟哇。

房子好好盖哇—
哎嗨哟哇。

一辈子不容易呀—
哎嗨哟哇。

盖房子娶媳妇呀—
哎嗨哟哇

大家使劲砸呀—
哎嗨哟哇。

水火都不怕呀—
哎嗨呦哇

......

夯子落地，鬼神躲避。一号一夯，喊一声砸一下，曲调雄浑有力。喊夯的音调高低错落、跌宕起伏。跟夯的动作行云流水、配合默契。夯抬起时超过头顶，砸下来又稳又重。砸夯的小伙子光着膀子，露出黄土一样的皮肤，肌肉一旮瘩一旮瘩地壮实。

那时候的天一定是特别蓝的，云也特别地淡，蝴蝶停在花瓣上不飞，知了躲在树枝间不鸣，只有风从树叶间穿过，哗啦啦地响，还有庄稼将熟未熟的青涩味道从田野里飘来，夹杂着牛羊吃饱了青草的满意欢叫。天地之间，方寸之地，一群年轻的小伙子，把他们原始的血性张扬成阳刚的力量。那是独属于农村的，独属于农民的，独属于那片土地的力量。

我在通河村那几年，每年都能经历过一两次砸夯这样的事。主家砸夯那天，父亲把我往草垛上一扔就去帮忙了。我自己站在蓝天下的在草垛上看砸夯，一看就是一天。

其实我那时候压根听不懂号子的内容，感动我的不是那些语词，而是唱号子人从胸腔里发出的音调，以及号子本身的音律。透过那份原始和纯净，我似乎听到一个久远、古老的声音在召唤我走过去，于是我的胸膛里也有声音在激荡，令人忍不住想要大声呼喊，大声歌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终究还是隐忍住没有喊出来，却一次次地在蓝天白云下的草垛上，泪流满面。

那些喊号子的汉子永远也不会知道，一个五岁的孩子居然被他们原始直白的喊唱感动，而且那感动足以影响她以后的人生。

我后来长大读书，学习文化起源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劳动是文化起源的几种说法之一。最初的原始人类不懂乐谱，不会使用乐器，但是他们每天都在劳动，劳动的时候会喊号子为自己和同伴打气，他们也会用统一节奏的口号传递某种信息，这些都是音乐的雏形。

原来那些号子声，是从远古走来的，是从祖先传来的。那震撼人心的力量，流传几千年几万年，依然不变。在松嫩平原的一个原始落后的小村庄，我被古朴的农民感动，被没有伴奏的、苍凉悲壮的号子感动。以至于往后余生，一听见号子声，我就有俯伏在土地上痛哭的冲动。

砸夯的号子声令我想痛快淋漓地哭，缓缓讲故事的杜老闷却让我想哭却哭不出声。

02 杜老闷

杜老闷不姓杜，我认识他的时候也不老，至于性格里的闷，也看对谁。他很多时候一整天不说一句话，也有的时候说起来就不住下。

杜老闷似乎没有父母兄弟，也没有妻子儿女。他总是独自来、独自去、独自一人过日子。他和别人穿一样的衣服，不同的是他的更干净，而且上衣口袋里总是插着一支笔；他也和其他人说一样的方言，只是他的语言比衣服还干净，口齿清楚、语调平缓，一字一句似乎都像经过胸腔过滤之后才发出来；杜老闷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饭后必然会出现在我家土炕的炕沿上。

杜老闷来的时候，疯玩了一天的孩子们也急匆匆地聚拢来，或者盘腿坐在炕上，或者搬个小板凳坐在地上。夏天的时候，他们干脆席地而坐。那时，也许月亮从磨砂的窗玻璃透进一室清凉的光，也许星星沿围满篱笆的院子捉迷藏，也许既没有月光也没有星光，只有河边的青蛙有一搭无一搭咕嘎咕嘎地叫上几嗓子。总之是晚上，为了省油没点灯，夜很静，杜老闷和缓圆润的声音在屋子里飘着，飘浮着一个个神秘而又美丽的故事。

杜老闷讲故事，不知从什么时间开始的。我有记忆起他就在讲，在我家炕头的炕沿上，在有月光或者没有月光的晚上。

他的故事很丰富，有牛鬼蛇神，也有女娲造人，有白娘子被镇雷峰塔，也有岳鹏举魂断风波亭。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也有“左牵黄右擎苍，千骑卷平冈”。他讲完一个，我们听一个，他再讲一个，我们又听一个。父亲在暗影里抽烟，一明一灭的烟火很灿烂；我却在杜老闷的故事里上天入地、翻山越岭。时而欢欣、时而生气、时而热血沸腾、时而义愤填膺。但是他的故事从来没有入过我的梦，入我梦的是距离村子很远的盐碱地，杜老闷就葬在那里。

盐碱地不长庄稼也不长草，只有灰白色的地皮。地皮一层一层地裂开，一点一点卷起，露出里面同样颜色的土地，土地的下面，埋葬着村里故去的人，村里人管那片盐碱地叫坟圈子。

坟圈子里的坟非常多，一代代，一年年，一天天，故去的人一直在增加，盐碱地却还是那么大。土坟荒芜了盐碱地也丰富了盐碱地。盐碱地与村落隔河相望，河边上生长着高粱和玉米。那些过世的人里，有老死的，有病死的，也有意外横死的，只有杜老闷是讲故事讲死的。

那是个下雪的冬季，风很大，雪花把天和地连在一起。外面没有光，屋里没有灯，只有一个火炉子，听故事的人围着火炉子坐了一地。已经很晚了，小一点的孩子睡着了，火炉子里的火也逐渐燃尽，但是却没有人提议回去。杜老闷坐在炕沿上，他的身影在暗夜中只剩下一个轮廓，模糊着。他讲故事的声音从圆润浑厚变得飘忽空灵。没有人发现这个变化，大家在意的是故事里人物的命运，谁也没有想到讲故事的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

讲了一半故事的杜老闷，没声了。窗外狂风呼啸，屋里却异常寂静。没人出声，他们都在静静地等，等杜老闷编故事下面的情节，编故事人物的命运。许是寂静的时间有点长，父亲过去拍了拍只是轮廓的杜老闷。杜老闷一头栽到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杜老闷死了，埋在了盐碱地里。我不知道盐碱地的下面是不是也有一个望河村，他是不是也给地下望河村的村民们讲故事。

那之后，不大的我常站在村头眺望远处的那片盐碱地。盐碱地在地平线和晚霞中间，有乌鸦衔着夕阳飞进夜幕，有凉风裹挟着树叶穿梭在田野，于是莫名的情绪在我的心头蔓延。

杜老闷离去了，他的故事也就彻底死了，望河村和杜老闷的联系只剩下了那片盐碱地。几年之后，我走进学校坐在教室，看着老师手里举着个小木棒站在黑板前讲着杜老闷讲过的故事。记忆的闸门一下子被打开，那个风雪天，那个火炉子，那个坐在炕沿上模糊的轮廓，那个飘在房梁上空灵的声音，在我的眼里和心里，鲜活了。

那天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我的身上，眼泪却在那时迷蒙了眼睛。

长大后我回村考证过杜老闷的故事。那时候父亲已经故去，母亲说她那时候只想着怎么才能让一家人吃饱，哪有心思管什么杜老闷张老闷的事。望河村还在，老辈人却没几个了，活着的不是眼盲就是耳聋，说啥都听不懂了。同龄的人则背着原始的锄头、牵着颓老的黄牛，耕种在蓝天黑土之间。我问他们是否还记得杜老闷，他们顶着盐碱地一样的头发，抬起皱巴巴的脸，茫然地看看我半天，然后摇摇头继续犁地。

耕种人的背影渐行渐远。我站在风里，默默地望着被晚霞笼罩的盐碱地。

最后还是生产队长的儿子告诉我一点信息，说杜老闷其实是唯一留在村里的知青，他的亲人都在他下放的岁月里相继走了，他后来明明可以回城的，但是他没走。据说他好几次申请修缮村头的教室，他说他可以免费教孩子识文断字。

生产队长的儿子说，他也不清楚这是不是真的，他父亲活着的时候说过这件事。夕阳下盐碱地的新坟旧土里，无法分清哪个是杜老闷的。

已经作古的杜老闷，我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姓，但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贫乏的年代，他丰富了我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杜老闷也是独属于我的。

另外一个独属于我的事，就是刨茬子。

03 刨茬子的记忆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不管春天种下的一粒粟，秋天是否可以收获万颗子，每年的公粮上交之后，剩下的粮食怎么支撑不了五口之家一年的身体所需，就连分到手的柴禾也坚持不到下一年收获的季节。

刨茬子是当年为数不多我能做到的帮家里添薪加柴的劳动之一。而刨茬子之后，我把自己溶于天地间的那份

刨茬子的季节在深秋。清冷的蓝天，高远的太阳，黑土地、黄落叶，阵阵秋风从树梢穿过。我像个被苦难重压过的真正的农民，认真而辛勤在土地上工作。

摽锹铲下茬子，抖落根须的泥土，最后装进柳编的背篓。

同样的动作重复一下午，背篓几乎就装满了。我把背篓立在垄沟里，自己则仰躺在土地上。

天在我的头上，地在我的身下，小小的我和小小是背篓在天地间渺小得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那时候的我因为完成了自己设定的任务而轻松，也因为天地的博大而快乐，更因为分担了责任而满足。

我可能是睡着了，觉得贴合黑土的身体融入了大地，我的后背，我的四肢，我的头以及我的头发都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土地的一部分了。

我又似乎清醒着。我看见一行高飞的大雁向着未知的远方，一忽儿‘一’字一忽‘人’字，在蓝天下沿袭着古老而又神圣的秩序。在远去的大雁后面，一只乌鸦从榆树上飞起来，盘旋两匝呱叫一声，消失在了夕阳里。村落的上空有炊烟袅袅升起，随着袅袅炊烟飘来的，是母亲唤我回家的声音。

那群大雁为谁来又为谁离去？那只乌鸦又为谁孤独、为谁守着萧瑟的树枝？母亲呼唤我的声音是风送来的吗，不然怎么能够绕过村边的榆树林，飘过那段荒凉的田野，清晰地传入我的耳中？几十年前的松嫩平原的田野里，八岁的我躺在土地上，想着那些近乎无聊的事儿。

时间如白驹过隙，眨眼间我已是中年。通河村的河水依然在那片土地上流淌，村里那些熟悉的乡亲却大多故去了。往事如烟，聚拢了又消散，但是砸夯的号子声、杜老闷和他的故事，以及刨茬子后躺在黑土地上似有若无的思绪，却如影随形，充实了我的记忆，丰盈了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