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
著名作家、报人曹聚仁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书痴”，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读书狂人”。他的一生，教书写书，爱书如命；嗜书成癖，以书为伴！
对于“书痴”曹聚仁，知夫者莫如妻。他的妻子邓珂云，曾不无感慨地回忆说：“那时，在我们的箱子里，没有一件值钱的衣服，在银行里，没有一元钱的存款，我们每月的收入，要支出三成的钱，去购买书籍。书籍被一些人视为‘废纸’，但却是我们宝贵的‘财产’。”
曹聚仁有一个怪癖，不爱借书看。认为借来的书，看不过瘾。书只有反复看，才能心领神会。曹聚仁说，他读《红楼梦》，多达百遍。只要新书一出版，认为有必要，就不惜重金购买。有一次，一部《两汉书》，足足花掉了他半个月的伙食费。买了书，不敢抱回家。当时的心境，犹如戒烟与戒赌之人，不能自控。以后的数月中，告诫自己，发誓要远离“商务”“中华”这些“害人精”，但一到门口，脚就不听使唤，又恋恋不舍，自毁其言了。
曹聚仁每买到一本书，总喜欢先睹为快。在上海时，有一次买了一本杂志，就在南京路上边走边看，沉浸在读书的快乐中。差点被汽车撞了个正着，被司机大骂：“走路还看书，不要命啦！”
有一回，他在上海真如车站等车，在一家书店买了一本《房龙的故事》。从真如看到上海北站，从北站看到家里，从黄昏看到黎明，如痴如醉，看完了才呼呼蒙头大睡。
曹聚仁如此说过：“一部书，也和一位领袖，一个英雄，一个名人，或是一个美人一般，要征服我，是十分不容易的。必须我心甘情愿，爱好了它，才可抓住我的心。”
他如此爱书，很快就书多为患了。家里的书橱满了，就在墙上装书架。书架上放不下了，又在门上面钉起隔板。实在放不下，床底下、门背后、厕所里，也都成了藏书之所。他涉猎极广，除历史、文学书外，天文、地理、哲学、军事、经济、美术、自然科学等等，几乎无所不买。他的书库，用他妻子邓珂云的话说：“既是百宝箱，也是垃圾堆”。
曹聚仁在旅行时，总爱带上几本书。杜甫或陆游的诗，《老子》或《庄子》，加上一本《史记》，或《聊斋志异》，犹如有人香烟不离手，他是一刻都书不离身。
曹聚仁藏书，经历过几次劫难。日军曾烧毁了他两屋子的书，让他心痛得要死。抗战爆发，他把许多珍本，装了三十多麻袋，运回老家珍藏，却没能逃过劫难，全被焚毁。两次书劫后，他发誓再也不买书。无奈积习难改，从旅居江西赣南，到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的5年间，他又积累了不少的书籍。解放后，他来不及带上心爱的书，只身去了香港，以写作谋生存。想不到，一去就是22年，最后客死他乡，终了也是留下一屋子书。
曹聚仁在香港度过晚年，穷困潦倒的他，甚至租不起宽敞舒适的房子，只能住在一间阳台上临时搭建的石屋里。多年积存的图书，无处安放，只好散落在露天阳台上，用塑料布包上了事。曹聚仁在此，一住就是9年。临到搬家前，半夜忽闻梁上君子，以为要来偷书，他大喜过望，心想，总算遇到披襟共语的“爱书人”了。哪知用手电筒一照，才知此人，衣着潦草，面有菜色，原来是个“破烂王”。曹聚仁给他300元港币，将其打发走。并声言：“我这不是论斤卖两的废纸，而是万金不换的宝书”。
有一次，一位文学青年，登门拜访曹聚仁。见他家里家外，“书似青山常乱叠”，想借一本台湾刊物。曹不好直接拒绝，示意让他看侧贴在书房里的小标语：“书与老婆不借”，他看了，自然一切明白。曹聚仁钟爱书，由此可见一斑。
曹聚仁去世前几个月，为了筹措昂贵的医疗费，无奈转让心爱的藏书，不啻是“卖儿卖女”，其心痛之情，可想而知。曹聚仁病逝后，他的亲属赴港整理遗物，除了书外，别无他物。只有一份份报，一本本书，还有一捆捆的手稿，这是曹聚仁留给儿女的最为宝贵的传家之宝，也是他留给后人的最有价值的精神食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