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打来电话说，会宁县教育局要出一本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会宁教育四十年”为主题的书。2018年父亲被评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会宁教育四十年”十大“家长模范”之一。还有，1995年夏天，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做了一期有关会宁教育《甘肃有个状元县》的专题片，因为我家五兄妹有四位上了大学，所以，父亲是那期节目中两位被采访的学生家长之一，用老百姓的话说，算是“上过中央电视台”的人。所以，需要写一篇有关我的父母在教育子女、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及改革开放大潮中积极进取等方面的文章。大哥说，把这个任务和机会给我。

父亲很平凡，要拿起笔来去书写父亲，便觉的很困难。

父亲出生于农历1933年7月11日，去世于农历2016年8月11日。父亲的一生跨越几个时代，但凡每个人，都与时代有关，要写已经去世的父亲，按说可以盖棺定论，然而不好下笔，原因之一是，要追忆一个人就要追忆那个时代，再者，失去父亲的痛苦无时不在撕扯着自己的心，不想多说话。被对生活的热爱包围的那些伟大的简单而又永恒的感情——恨、爱、眼泪和欢乐——这些从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生长，塑造他的命运的面貌，就像一种咬紧牙关的悲伤。人们很少知道，一个人的绝望往往是构成他生命最本质的东西。一些冲动和绝望的瞬间是通往别种生活的。

生活当然正好是表达的反面。要去书写自己的已经去世的父亲，这意味着要做三次证，在寂静、火焰和静止中。我们非常清楚，一个人的感觉其实什么也不是。当然，每个人都有一颗心。忧伤不是其他别的东西，而是对美丽的评价。重要的不是那些如画般的品质、片段、颜色的明暗或情绪的影响。重要的不是诗歌，而是真理。我们把任何持续不断的事物称作真理，只有画家才能满足我们的饥饿感。

追忆已逝的父亲是痛苦的，因为我还没有从失去父亲的痛苦中走出来。但是，只有那些能够承受口渴的所有痛苦的人，才能到达种种奇怪的沙漠。那时，也只有那时，才会有人和幸福之泉一起居住在那里。最后，我决定写这篇文章，有关我的父亲。

神话之于信仰，就像诗歌之于真理：置于生活之上的荒谬可笑的面具。

父亲的一生是在栖居中度过。栖居总是诗意的。

所有的偶像都有着不为人知的缺点。

要说我的父亲，就从民国开始吧。有关民国时期，都是听来的，或是杜撰的，有如神话传说般。

七十年代，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水利工程上工作，很少回家。所以毫不夸张的说，我小时候几乎不了解他。在父亲外出相当久之后，哪怕是回来几天，整个家庭都能感觉到他的存在。每年大年三十日除夕夜“坐纸”迎接先人时，父亲总会提到已故多年的奶奶，说奶奶人很善良，也麻利，旧社会时，时常接济穷人。因为我们家富有，半东坡及翻过山大片的土地都是我们家的。也有人说，其实也不富有。旧社会所谓的地主，充其量也就是乘着儿媳妇及全家人睡着了，掌柜的一个人偷偷地拿一个馍馍去放在上房地上的清油缸里蘸油吃。为什么油缸不放在厨房而要放在上房，怕儿媳妇偷着往娘家曳，那时，掌柜的就是一切。两位伯父比父亲大十六七岁，二伯父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毕业后在会宁侯川办了所回民学校，说，那地方水土硬别人呆不住，而二伯父可以，马家军每晚派士兵为伯父站岗。因为二伯父是读书人，爷爷倾其所有修的大堡子里书卷气很浓，房子也很气派，上房及堂屋里挂着好多字画，据说有清朝皇帝赋的联，有左宗棠、林则徐、裴建准、杨思、刘庆笃、王维屏的字画。一天到晚，堡子里总有亲戚和庄间客人来，从早上缓干粮到下午缓晌午，厨房一直有人给上房的客人送茶饭，活像申徒公瓶隐的故事中的场景，“鸟鸣涧谷，柳依楼台。水心云影，草际烟光。香茗清盏，樽酒深杯。”又如唐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绮丽”一品，“神存富贵，始轻黄金，雾余水畔，红杏在林。月明花屋，画桥碧阴。金樽酒满，伴客弹琴。取之自足，良殚美襟。”据说，大伯父人高马大，犁地时，看见犁翻起的大土块，一牛鞭把子下去便把土块打的粉碎。二伯父一样人高马大，魁梧俊秀，口才好，懒惰，不受爷爷待见，暑假里，别人下地干活时，二伯父头戴一顶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戴的灰色盔式礼帽在田地里瞎转悠。听说，土匪抢周边别的地主家的牛羊骡马时，即使路过，也不敢抢我们家的。乡里的保长因收不起军粮而被“国军”打的稀屎淌的时候，乡绅们就来请二伯父去说情。一次奶奶祝寿，看到焦家河河滩上尘土飞扬，起土烟杠的，乡亲们以为是土匪来了！正准备跑土匪时，二伯父不慌不忙的穿上礼服去迎接，原来是马家军的官兵们开着马队给奶奶祝寿来了。

据说，二伯父的书法、绘画都很好，父亲的初级教育，是二伯父亲自教的。

这些，大都是从大我二三十岁的堂哥、堂姐那儿听来的。堂姐转娘家来时，会围着民国时爷爷留下的大堡子的断壁残垣回忆往事，说起奶奶的大方、仁慈、善良和接济穷人。一到年底，奶奶总会给村里穷人装一车粮食，过年时，大部分人都要来给奶奶拜年。说有个“张老五”与奶奶年纪差不多，来给奶奶拜年时，没衣服穿，披着一床被子，人扑通跪在地上的同时，被子同时摊到地上，只见被子不见人，一不小心还会从被子下面蹦出几个屁来，说是人穷了加不住屁，是正常的。惹得孩子们捂着嘴咯咯的笑。姐姐讲到这里，也咯咯地笑了。我心里想起元春省亲游完大观园时说的一句话：

这太奢华了！

极度的贫穷总是与世界的财富和奢华共存。

一个人不是常常能觉得他的心灵是纯洁的。

也许，生活就是“日出，日落。”

父亲是奶奶的老生胎。父亲十六岁之前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从民国时代走过来的。父亲很少提及往事，对于往事和曾经的苦难，总是很沉默。生活中总是挑好的说，好像一切负面的东西与他没关系一样。总喜欢提及教育、进步和文明。总是开怀的朗朗的大笑。母亲有时会说，父亲是个“材骨头”。

每到过春节写对联，上房门楣上三个方格内，父亲总会贴上“耕、读、第”三个大字，生怕别人忘了。

西方人追求个人自由，而中国人总有一种“家国情怀”，尤其在父亲那一代要明显一点。

六七十年代，三万民工大会战兴建水利工程，十年左右的时间，父亲先后在水利工程上从事过宣传、库管、采购、出纳、会计等工作。改革开放后，水利工程解散，父亲回到家中时，家里一贫如洗，家中五兄妹都已是半大少年，特别费吃的，时常青黄不接，母亲偶尔唠叨父亲“愚国”，个别人趁水利工程解散时，乘风扬碌碡，要名，要利，要物质补贴，父亲就不会“捞一点”，不管妻儿死活，像个“懒干神”，父亲总是低头不语。记得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爬的是土桌，坐的是土凳。一天清晨，正在校园早读，看见几辆东风卡车停在校门口，父亲从车上跳下来，大手一挥，让校长组织教师卸车。后来，在父亲与母亲的聊天中知道，水利工程解散时，主要领导已经调回县城，工地上群龙无首，父亲看不惯别人胡拿八扯，顶着挨批评受处分的压力，硬是把几车松木板捐献给当地学校。我上二年级时，全校四百多名学生都有了新桌凳。父亲天性喜欢学校，没事时，就到学校去转转，学校的师生都喜欢他。

因为父亲少年时是富家少爷，读书、写字、画画、吟诗，五六十年代时在到处的大门、门楣、牌匾上画毛主席像、到处的墙壁上写标语，七十年代时从事水利建设。包产到户后，等父亲回到家里时，不会种地。犁过的地总是留着一楞一楞的没犁透的地方，就像他的书法作品一样，自由、率性。砌麦垛时，每到最后一捆，眼看暴雨就要来临，总会连麦捆带人滑下来，塌了。箍驴圈窑时，要么箍到最后一块土块时塌掉，连忙让大哥用后背撑住，要么，箍的窑不圆，歪着嘴，父亲从窑上跳下来，眯着一只眼看了看，还算满意，泥箅子撂下，喝茶去了。母亲很失望。问：五兄妹中哪个粗心胆大，愿意不去学校，种地，必须把力使圆，以保护弟妹们上学。二哥第一个举手，就这样，二哥就辍学了，留在家里种地。

只要母亲脸式展脱一点，父亲就会忘掉一切，笑口常开，一身书卷气就又上身了，春天，就会到河滩种柳树。冬天，义务给村里的戏团画戏袍，鼓励、启发村里的年轻人从事文艺演出。雨天，带我们五兄妹写书法、画画。六人正在高谈阔论间，突然，母亲拿一个推耙子搅了我们的局。原来，一只老鹰叼走了家里仅有的两只母鸡中的一只，看着满院子乱飞的鸡毛，我正在想，老鹰是怎么杀死鸡的，鸡又是怎么思考着死去的，母亲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那是家里一半的家产，家里的爷儿们就不会看着点！她这辈子遇到了一个痴人，生了五个半傻的。

整个春天，虽然万物复苏，但总觉得是灰色的。

从此，父亲学着快速养猪，改良玉米、胡麻品种，到陕西贩苹果，到会宁北乡关川收玉米，转运到其它地方找差价，到集市上卖芹菜，什么身子都出。手越来越粗了，衣服越来越脏了，嘴唇越来越干了，头发越来越少了。每逢暑假、寒假回家，我们五兄妹就拼命的干农活。母亲很严厉，她不需要我们干农活技术有多精，但不允许偷懒。要偷懒，就在家呆着，不许出门，连去放驴的机会都没有。弟弟、妹妹小，暑假，妹妹看瓜地，弟弟放驴。多年后，二哥会种地、打场，全才，我和大哥只会担田，拉架子车，妹妹会挑西瓜，几十年过去了，弟弟总是意味深长的说，我们和毛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但是我们谁也没学会驴叫，明知它叫的松、通、惯、速、力、韵。有时，不免让人想起王粲和曹丕两位兄弟来。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是个边缘人。他不是一位合格的农民，他不是一位教师、知识分子，他更不是一位干部，他一样经过激情燃烧的岁月，一样参加过新中国如火如荼的建设，有近十年的时间，他一样处在半领导岗位上，但他没有“同志”，他只有朋友。“同志”

的关系有如革命战争年代的歌，音符简单，节奏明了，旋律单一高昂。他没有什么“主义”，他天性中的东西告诉他，“主义”这东西可能具有极强的排它性。他能接受一切东西和事物：向善便好。他不单一，他是复杂、诡异、滑稽、自然、率性的。对教育，他有一份渴望，他总以为，教育，能够强国利民，教育，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教育，能够进步、文明。

我的父亲，他有一份深深的“家国情怀”，

父亲晚年幸福、安逸。最喜欢和孙子们在一起玩。常去老年书法班写字，最喜欢与一中退休校长吴振中老师交往。父亲看不起“泥腿子”，他一直固执的认为，三代人不读书，“草鞋连筋”，就有问题。有点看不起“劳动人民”的意思，有时也得罪人。父亲从不关心你当多大官，从不关心你挣多少钱。只问你读了多少书。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就是：“家有万石粮，不如一子在书房。”最喜欢给家里来的客人送他的字画，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不管你识不识字，也不管你爱要不爱要，皆有拿走他一副字画之责。母亲有时会说，你爸暂朝朝个，靛眼的很。我们总会把母亲让到沙发上，让她别淘这个气了，大家都会心的笑了。晚年时，父亲常常给人说，当年水库大坝建成时，要题写水库名称，好几个人试了一下，没人会写大字。最后，由县委书记王君党先生压纸，父亲如椽大笔写下了“焦河水库”四个大字，匠人们用水泥把四个大字砌在大坝泄洪槽上方，大坝早已被废弃，至今，字没被水冲走。父亲一辈子最骄傲，最具荣誉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县太爷”为他按纸研墨，他写大字书法。父亲不是很喜欢毛主席，他更喜欢邓小平多一点。但父亲与毛主席有些“政见”是相同的，在父亲心目中，县委书记就是大官，能干大事，国家和人民应该给县委书记放更大的权。同时，一个好的县委书记因该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因为他与人民直接接触，老百姓最能感受到他的脉搏。

2018年冬天，父亲去世两周年后，被评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会宁教育四十年”十大“家长模范”之一。二哥陪母亲到电视直播大厅领的奖。我们五兄妹都去了会宁，一则看望母亲，再则怀念父亲。我们的心里都浸满泪水。

回来的路上，四弟说：父母所获的这个荣誉沉甸甸的，我们做儿女的做的稍微不够理想，就会对不起父母所获的荣誉。会宁有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也许是媒体时代的机缘巧合，我们及我们的父母只是比别的家庭幸运了一点。

我常常在想，父亲及父亲那一代人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乐观、正直、廉洁，着实让人心里踏实。因为我们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我们踏实了，意味着所有天下苍生踏实了。父亲虽然不够完美，但我还是想用冯友兰先生当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写完《中国哲学简史》时所引用《诗经》的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结束有关我的父亲的文章，以此纪念父亲那份“家国情怀”。

父亲一生喜欢与年轻人打交道，与年轻人在一起时，父亲总能开怀大笑。

“苟日新，日日新。”

注：代发  2023年5月28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