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经历过这么多，禅学的研究总算有所建树，并开始了“禅学西渐”。铃木大拙的老师释宗演是第一个把禅学带到了西方，并在铃木大拙的影响下，西方人开始了自己的禅学写作。读之此，心中不免有所自得，近年来虽说国内的许多研究均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但在禅学等文化内涵方面，中国依旧能彰显出上下五千年文化的底蕴。在20世纪后二十年，禅学的研究由哲学为主而转到历史、文化史为中心的研究上来，这也就意味西方禅学研究史上“铃木时代”的终结。正如诗中所说的“花无百日红”，但它却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阅读中，我发现：正如休佛雷斯所言，西方人对于禅的接受与他们19世纪研究佛教的传统一样，始终是保持了他们自己的方式，有趣的是他们并不相信单靠直觉就能了解禅，而是希望通过诉求于理性的方法加以平衡。的确，我对于禅的了解中，禅是一种难以言传的内在经验，如果单以西方传统理性的学术方式加以分析，难免会“只为菜单而丢了食物”，而我也在阅读西方学术与禅沟通的困境中孜孜不倦，尤其是对于21世纪新时期的我们，也常遇经验与理智之间的紧张，也时而纠结怎样在“浪漫的唯灵论”与“科学的唯理论”之间找到平衡，读完此，却不禁豁然开朗，寻得了那一条折中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