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过年还剩2周。
近两年，大家都觉得年味越来越淡了。
以前的年，是一家人围在一起看春晚、放鞭炮、守岁；而现在，过年已经变成了玩手机、打麻将、看电影、两顿饭后又各奔东西。
可即便这样，我们还是要回家。
有人说，回家过年，是游子对家的牵挂，是父母对孩子的思念，是故乡对归人的呼唤，是传统习俗在现代社会中的一声呐喊。
一桌年菜里，七份食材、八分时间、九成心意，和最亲的人嗑瓜子儿，和最铁的的人喝酒，和一整家子人吃年夜饭，气氛到了，便吃出了十足的年味。
是我们记忆里的味道，在呼唤着我们赶早回家。
过年最大的事就是包饺子。
小时候，大人包饺子，我负责捣乱，把面粉当成橡皮泥，进行伟大的创作。
热腾腾的饺子下锅后，奶奶就会告诉我，如果我能吃到塞硬币的饺子，今年就会收到更多的压岁钱。
我，妥妥一个小财迷，听到这话眼睛都亮了，一上桌就开始寻找那几只带着财运的饺子（尽管压岁钱最后都进了我妈的口袋）。
好几个饺子吃下去，肚皮越来越圆，却老是不见硬币，很是懊恼。
后来，我出国念书。会包饺子了，却不再有真正的春节。
对我们留学生来说，过年就是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和面包饺子。有时候，我会偷偷在塞了硬币的饺子上做记号，结果一下锅再捞起来，就再也找不到记号了，只能硬着头皮一直吃，直到吃到了硬币才罢休。
今年是我回国的第一个年。
我早就抢好了票，和家里人打好招呼，等我回来一起包饺子。和奶奶视频的时候，她一脸宠溺地说：“都这么大了，还和小时候一样，财迷！”
她就这么看着我，仔仔细细地看，说的都是小时候的事。
我可真希望，自己永远是她心里那个爱捣乱的小财迷。
从小到大，过年的年俗一直在变。
以前是贴春联，现在是立flag；
以前是扫地，现在是扫福。
只有一件事没变，那就是养膘。
喊了一整年的减肥，一到过年全吃回来。
小时候，我期盼过年，是期盼红包、新衣服、和“特赦令”。
妈妈是医生这件事，让我苦恼了很久。平日里，她会以权威的身份，告诉我零食、烧烤的种种危害，好像多吃几口就要小命不保。所以，我基本上和这些人间美味无缘。
过年就是我拥有“特赦令”的时候。
只有在那段时间，我才能放肆吃零食。家里堆满了各种饮料、糖果和零食，我下手前瞄一眼妈妈，家里的长辈就开始站在我这边，默许我放开了吃：“过年嘛，想吃什么就吃吧”。
然后，我就躺在沙发上，左手一包，右手一罐，嘴里不停歇。
某种程度上，春节的意义就是让长大的我们做回小孩子，去理所当然地做一些，平日里想做却又没法做的事情。
比如睡懒觉，不用打卡上班的日子，我终于可以在冬天的被窝里尽情温存。
再比如，吃。以前多吃几口，就生怕肉多长几斤。
但过年就撒开了吃，毕竟如果过年还不胖，那岂不是对不起那些死去的鸡鸭鱼肉。
就让我不停向前的日子里，喘口气、歇一歇，吃饱喝足休息好了，来年整装再出发。
吃杀猪饭是贵州人的传统习俗。
小时候穷，平时吃不到很多的猪肉。每到逢年过节，村里大户人家就会宰杀年猪，家里有大人去帮忙，就可以去吃一顿杀猪饭。
解剖时，屠夫会小心翼翼地把“猪尿包”完整保留。这时候，孩子们就出场了，大家纷纷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竹管，把它吹得像皮球一样，能玩上一整天。
这就是我记忆里的年味——满桌饭菜，农家小院，堆起来的柴火，屋前屋后自给自足的蔬菜，和东奔西跑玩炮的小孩。
工作后，我走出了家乡。在大城市里漂得越久，过年的那些烟火气就离我越远。我们在职场单位推杯换盏，在人情世故里反复周旋，工作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却始终找不到一种归属感。
眼瞅着要过年，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大龄儿童”们，一个个都在吐槽又要被七大姑八大姨们催婚了，身体却很诚实地在抢票软件上不停操作。
在我们心中，杀猪饭远比不上长大后经历过的很多饭局了。
但爸妈一筷子一筷子夹进我碗里的菜，和耳边三三两两没什么意义的闲聊，总是让人感到莫名的平静和温暖。
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也一年不比一年，可只要一家人坐在一起，就觉得安心。毕竟，对长久漂在外面的人来说，光是亲人陪伴在身边，这本身就是过年的味道了。
什么事都大不过回家过年。
只有回到从小长大的地方，才能真真切切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无可替代。
聊起年味，大家心中都有一道美食，那便是最初的年味。
正如陈晓卿在《舌尖上的新年》里说：
“现代人活得太累、太畸形了，你需要相信，总有一种味道，像子宫一样，会无条件地接纳你。每个人的肠胃实际上都有一扇门，而钥匙正是童年时期父母长辈给你的食物编码。”
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小时候的年味，就不仅仅只是食物和美味，还掺进了阖家团圆的念想。
从前，父母为我们操办好一切。现在，他们头上渐渐多了银丝，也该轮到我们为家人置办年货了。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过年的形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不变的，是我们对新年的期盼和对团聚的渴望。
原有的讲究和仪式感消失了，但会有新的仪式感和讲究来代替。
就从现在开始，让我们亲手为这个新年制造点年味。
#今日说说：你记忆里的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