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文王之子 文子国学 2022-07-29 10:10 发表于江苏
共鸣，这是昆曲的“最难处”。
得不到台下观众的呼应和共鸣，戏曲就冷了场，再好的辞藻也无人问津，再精湛的表演也激发不起热情。
这就要求昆曲表演的传奇故事能够惊警动人，惊心动魄，道义的旗帜高扬于世，情感的抒发酣畅淋漓。所有优秀的昆曲剧目，无不经历这样的舞台检验，然后走向民众心中。
正因为昆曲具有这样的特征，昆曲剧目往往不是剧作家一人的创作，而是受到社会思潮和民众情绪的影响，受到演员舞台演出和观众台下互动的影响，很多剧目都在这样的情绪推动中走向臻美。
比如《雷峰塔》讲述的白娘子故事，原始故事只是蛇妖害人的传说。情学的兴起和民众对白娘子追求爱情的行为的肯定，促使这个蛇妖故事从妖性向人性不断褪变，原来镇压雷峰塔下的悲剧结局，也被儿子登科、祭祀倒塔这样的美好结局替代。
世道和人心重塑了这个故事，让故事承载的道义得以实现，情感得到释放。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元杂剧里面的悲剧故事，在昆曲里面基本消失，变成了欢天喜地的“大团圆”结局。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又说：“北剧南戏皆至元而大成，其发达亦至元代而止。”
他认为昆曲比不上元杂剧，这是从艺术成就上来说的。
但是也必须看到：明清时代的昆曲，从社会功能上讲，和元杂剧是有一些区别变化的。昆曲承担的是社会民心“道德评价”的功能，作恶的必须受到惩罚，善良和正义必须实现，否则民众的情绪无法宣泄，道义的力量也无法实现。
就好比元杂剧《西厢记》中的反面人物郑桓，结局是抢亲不成撞树而亡，到了昆曲《西厢记》里面，他就温和到羞愧退亲完事。因为从道德审判的角度来看，他的行径罪不至死。
这也可以理解，昆曲的“才子佳人”，基本上都是以“奉旨成婚”的“大团圆结局”为归宿的。舞台上的戏曲是整个民众情感的寄托，只有“大团圆”的结局，才能满足民众对美满生活的幻想。
昆曲发源于苏州昆山。温润精致的江南气质，小桥流水的婉约风格，赋予昆曲清俊温润、婉丽妩媚的美好特质。
安史之乱之后，从唐代宫廷走出来的名伶黄幡绰，带着大唐霓裳羽衣曲的法曲清音，带着盛唐由盛至衰的感伤之梦，来到昆山阳澄湖畔。
他注定是一个文化传承人，人生命运这一次重大挫折，却开启了南土音乐的新篇章。
黄幡绰传出来的宫廷歌调，和这个地方的吴歌土音结合起来，种下了昆曲最早的音乐种子。
昆曲的鼎盛从这里出发，一个时代风起云涌的文化思潮，也从这里起源；无数文人士大夫吮毫搦管，准备最好的才思；普通大众醉歌微醺，等待最华丽的舞台。昆曲承担了这个时代的梦想，在江南的吴中之地忽然绽放出绚美无比的艺术仙葩。
很难想象：一个小小的艺术的支点，最后撑起了整个时代的梦想。
今天我们习惯于称呼昆曲是一种“高雅艺术”，阳春白雪，曲高而和寡。在昆曲繁盛的时候，它“曲高和不寡”，昆曲广泛深入到民间，抬轿子的轿夫，种田的农夫，买卖货物的商贾，还有那些引壶卖浆者之流，都能说一段台词，哼一段小唱，谈论一段剧情，他们全都是昆曲的观众。
万人空巷观赏昆曲屡见不鲜，“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家歌户唱也是司空见惯寻常事。
苏州地区为昆曲源头，昆曲演出也最为兴盛。苏州虎丘山的中秋曲会，每次观看曲会的民众达到数万人。
剧作家李渔舞台经验丰富，他不相信这种露天的演唱能够有这样好的效果，中秋月夜亲自跑去观看。数万人的会场鸦雀无声，惟有明月当空。一声冷板曲，让李渔惊讶叹服：
“一赞一回好，一字一声血，几令善歌人，唱杀虎丘月。”
曲会不是戏曲演出，只是单纯唱曲子，数万人听曲，能够听得整座虎丘山周遭寂然无声。
他们听的是冷板曲，爱的是水磨调，听得如醉如痴，如梦如狂，“飞鸟为之徘徊，壮士闻之悲泣。”
一直到清末民国时候，遇到佳节良辰，苏州一个戏班同时拆出六套人马赶出去演出，一个演员同时客串两三个角色。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对传统文化的过度破坏，几百年的昆曲不会衰落得那么迅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