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少尉发现G．工作时有学者巨细靡遗的特性，但是态度上却表现出“布尔乔亚的自由意识，对工人阶级毫无责任感”，“表面上，G．给人相当随和的印象，一般而言与‘典型英国知识分子’并无二致（这个怪异的评语来自IM史密斯）”。不过，我是有可能接触过想要从我身上取得情报的人，并在他们心目中留下不同的印象。在往来波兰时，我接触的人毫无疑问属于“反社会zy”阵营。
——蒂莫西·加顿艾什《档案：一部个人史》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德国安局的监视档案被披露后，英国学者加顿艾什（G.）去档案馆查了70年代在东德留学的自己，发现青年时的自己果然是“重点监察对象”。
有趣的是，在他看来是属于自己年轻人的迷茫、激动、快乐和苦恼的私人经历，在一个个“线人(IM)”、和记录者的火眼滤镜中，却拐弯抹角地成了“他是特务”的疑据。
而“线人”的身份，也从当年的惶惶不安、被组织信任的感恩戴德，到了新世纪成为“纳粹”般的人生污点，最后被一股脑地甩锅给“时代”。
草木皆兵的时代，总会有一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焦虑，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感恩戴德（甚至嘚瑟）。当然这不是所有人，也有很多人怀着《窃听风暴》里那位上校般的崇高理想。
“特务”这个词有很多年不流行了，但在意识形态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一个国家要以举国之力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这样来说任何异见者，客观上都是反动的。
“从来如此，便对么？”
在细枝末节上用力过猛，在主要问题上就容易因精力不足而翻车。解决方法，大概就是理解逻辑并跳出逻辑，参考PKD的小说《少数派报告》。
记载和虚构历史的作品这么多，甩锅给“历史车轮”顶多是马后炮，是下策，“不被套进去”并没有那么难。偶尔的黑天鹅当然不是个人的人生出了问题，就像作者说的，“一段人生”和“我的人生”完全是两码事，前者属于很多人、甚至所有人。
理清人际和环境的作用机制，才方便看清状况，继续前进呀。
（本书翻译质量很好，感谢索菲亚小姐姐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