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十四年，朱厚照下旨“禁民间蓄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有产者，悉投诸水”，禁止民间养猪，家中如有养猪者，就地将其放生。

对于朱厚照下达“禁猪令”的原因，明人沈德符在其《万获野获编》中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但当爵本命，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朱厚照姓“朱”与猪同音，犯了皇帝的姓讳，朱厚照生于辛亥年，生肖属猪，犯了皇帝的诞辰讳。朱厚照出宫巡游，发现各地百姓养猪杀猪，难免心有余悸，以为杀猪同杀“朱”，极不吉利，因此下达了这道荒诞的圣旨。

不过幸运的是，这个荒唐的禁猪令只延续了三个月的时间，便在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的劝诫下，由朱厚照亲自取消。

禁猪令实行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对当时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猪是当时百姓生活中最重要的肉类来源，不能杀猪取食，百姓无法获取足够的营养。已经饲养的猪不能宰杀，只好放逐于山林荒野，任其逃生，这些猪到处偷吃农民的庄稼，导致民怨四起。

明朝皇帝禁止养猪成为贻笑后人的荒诞戏剧，但清朝皇帝皇太极禁止百姓养狗却成就了一段历史佳话。

自四万年前，我们的老祖先将野狼驯服以后，狗就做为我们“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直至今天，狗在我们人类社会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野外狩猎，到看家护院，凶猛如藏獒，可爱如泰迪，以至于现在的小巧宠物狗，始终陪伴着人类生存至今。

跟现在的人畜无害相比，清朝初期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清军能够入关以至最后统一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狗却是其中极为重要与不容忽视的一环。

从传统古史观来看，中国东北有三大族系，肃慎、秽貊和东胡，现代的满清族就是源于东北三族之一的肃慎。

1963年黑龙江莺歌岭考古发掘，发现4座居住遗址和一处灰坑，分上下2个文化层。上层文化距今3000多年，正是中原商周时期；下层文化距今5000--6000年，相当于上古尧舜时代，这就是上古时期的肃慎人的生活遗址。

肃慎一族，先秦称之为肃慎，汉魏为挹娄，北朝时是勿吉，隋唐为靺鞨，而到了明朝，被称为女真族。明朝女真又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正统年间，政府为了管理，设立建州三卫，即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后金的开国之君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就曾是建州卫左都督。

建州女真主要分布于今牡丹江、绥芬河和长白山一带。地域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却让建州女真的狩猎能力和骑射能力与日俱增，这也为后来努尔哈赤带领骁勇善战的女真士兵打下江山埋下了伏笔。而打猎就需要猎狗，女真族也因此和狗结下了不解之缘。女真族与狗的关系有多亲密呢？

《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35载，每当狩猎， “野人多牵狗”而行，这里的野人指的就是女真人。

明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也有记载：乞列迷“不识五谷，惟狗至多”，以至于后来努尔哈赤在安顿从抚顺城前来投降的汉人时，除了赠予基本的猪鸭等家畜之外，还要“每户分给犬四条”。女真人不仅是打猎依赖狗，衣着上也“冬用狗皮”，而且“耕田供食皆用之”。

女真人的生活是和狗息息相关的，直到后金进入辽沈地区，有了丰富肥沃的土地可以耕种之时，养狗之风仍然在国内极为盛行。但此时养狗却给清朝的统治带来了大麻烦。

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录，天聪六年（即皇太极年号）大臣高士俊在其奏疏中写到“一家少有两三条，多有五六条，是以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又有汉人生员胡贡明陈言“然今人家养狗忒多，吠形吠声，彻夜喧天，听实不堪”。

天聪六年之时，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已逾十年，农业发展也极为可观，不再需要打猎以为生计，八旗子弟养狗围猎多为消遣，但是城市内狗的数量却始终未曾下降，甚至已经到了一家五六条，晚上狗叫彻夜喧天的地步。猎狗生性凶猛，不似如今的宠物狗温顺可爱，轻则咬死牲畜，重则咬死咬伤百姓，也让城市内因为养狗过多竟有恐慌之势。

皇太极甚至因此颁布了规定“如犬咬伤牲畜至死者，以肉归畜犬之主，令其赔偿”，但养狗之风并未收敛。养狗过多，已经在此时的后金城市之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天聪六年正月，皇太极终于下定决心，正式颁布“禁狗令”，“养狗者拿去城外”，城市内禁止养狗，养狗请去城外。这一禁令的颁布才使得后金的养狗之风逐渐消退。

事实上，“禁狗令”的颁布，不仅仅只是解决了后金城市内狗数量过多的社会问题，更多的还是使得以采猎为主要生存手段的女真族人从采猎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加入到农耕之中。

中原有着广阔富饶的土地以供发展农业经济，后金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女真部族起家依赖的采猎经济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战略意义，成为了消遣。皇太极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禁狗令”的颁布实际上是在引导满清统治阶层的战略眼光，将经济建设的中心放到农业和手工业上，清朝也逐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