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神潭
（二零二四年三月） 【七之五】
注：本文的创作高度模仿了毛委员《论持久战》的原文，前后共21个主题，120段。其中又包含了作者对中美竞争的深度思考，得出竞争获胜之原因与策略，或不可全以戏作视之。特此说明。
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七二）现在来研究抗美竞争中的具体的战略方针。我们已说过了，抗美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是的，这是完全对的。但这是一般的方针，还不是具体的方针。怎样具体地进行持久战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答复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消磨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侵消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逆袭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超越战。
（七三）由于美国是金融和科技强国，我们是相对的的弱国，美国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居于战略防御地位。美国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美国用贸易战漫天加税的方法对付中国出口的传统工业品，又用脱钩断链的威胁对付中国的高科技发展，这种“逆全球化”是从体量和发展两个方面对中国发动钳形攻势。而在后一方面，又使出能发挥美国优势的两大招数：一是从金融上限制中国对底层软件和硬件的投资，二是从技术上禁运中国急需的高科技基础产品，例如大量GPU（图像处理单元）芯片的对华出口（对AI的训练和升级至关重要）。这就构成了美国的大范围的外线作战。我们则处于内线作战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由敌强我弱这个特点造成的。这是一方面的情形。
（七四）然而在另一方面，则适得其反。美国虽强，但覆盖力不足。中国虽相对较弱，但地大、人多、产业多。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敌以少力临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产业领域，即使看起来很广泛。由是，在其占领区域，则空出了广大细分领域无法占领，这就给了中国消磨竞争以广大活动的地盘。在全球，即使美国召集了盟友搞所谓“友岸外包”，但依然有很多领域是无法完全占领的，这就给了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第二，敌以少工业临多工业，便处于多工业的包围中。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领域广和人数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对标战，采用灵活的逆袭战，以几个公司对他一个公司，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
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对其一路如此，对其它路也是如此。以上两点，都是从敌小我大这一特点发生的。
又由于敌工业虽少，乃是强领先（技术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工业虽多，乃是弱落后（也仅是技术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数打少数，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以快打慢。以技术高速升级，突然前进，包围而攻击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
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灭其产业领域；打不好，也给他一个大的杀伤。一战如此，他战皆然。不说多了，每几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华为无预兆发布Mate60手机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方的士气，号召世界的支持。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
（七五）上述这样的战役和战斗的作战方针，一句话说完，就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对于我之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如果战役和战斗方针也同样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例如抗争初起时期之所为，那就完全不适合敌小我大、敌强我弱这两种情况，那就决然达不到战略目的，达不到总的持久战，而将为敌人所击败。
所以，我们历来主张全国组成若干个大的产业集团，其实力针对着敌人每个产业集团之实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采用上述方针，与敌周旋于广大市场之上。这种方针，不但是正面竞争用得着，局部竞争也用得着，而且必须要用它。不但适用于竞争的某一阶段，而且适用于竞争的全过程。战略反攻阶段，我之技术条件增强，以弱敌强这种情况即使完全没有了，我仍用多集团从外线采取速决的进攻战，就更能收大批俘获的成效。例如我用数个强有力大公司组成的光伏、电力汽车、民用核能、稀土等产业集团对敌少数公司形成的脆弱产业链，更能确定地消灭敌这个行业。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
（七六）如果我们在竞争中坚决地采取了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局部竞争领域内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在一些领域，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实力处外线，敌是少实力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对手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方则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
在打了许多这样的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对手，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到那时，配合着我们自己的其它条件，再配合着对手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我们实行反攻全面超越对手的时机了。
（七七）内线和外线战斗的配合，指挥者也是必须注重其中的规律的。只注重一方面，或会造成整体的形势只能拖延，并无显著改善。这里有个进攻和防守互相配合的绝佳例子：根据《汉长城与中美竞争》，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汉朝长城在防御中的进攻作用，也即是对“高筑墙”这一核心策略的深入理解，纠正一下对长城防御的消极理解，明白“能守同时亦能攻”的道理。下面就来大略引用一下。
……世人说起长城，多半意味着汉人对北方游牧民族所采用的防御策略。不过，片面强调长城的防御作用，也并不是长城意义的全部。这是因为他们所着眼的，大都是秦朝和明朝（修筑长城最著名的两个朝代）建立的长城，而独独漏掉了汉朝的长城。
殊不知，汉朝之所以被北方游牧民族称为“强汉”，跟汉长城的建立有着深刻的相关性。因为汉长城兼顾了内线与外线配合的作用，体现了防御和进攻合一、攻守一体的总体对外策略，也即是“高筑墙”案例的最佳实践。
肯定有人会问：汉长城同秦长城、明长城有什么不同呢？答复是：最大的不同是长城的西北段。与其它时代类似，汉长城同样绵延万里，但其最有名的关口是西北段的鸡鹿塞（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这一点即是跟秦长城、明长城完全不同的。看一下中国地图，鸡鹿塞位于屠申泽（腾格里泊）之西和阴山山脉的南麓，是汉朝最常用的出塞、入塞关口，也是塞内塞外在西北端的最主要分界线。
汉朝人在鸡鹿塞“高筑墙”，长城在地理上就覆盖了整条黄河的最北端，包圆了几字形的黄河流域，并将富庶的河套地区（黄河百害，唯利一套）整个的圈在了汉人疆域之内；且将以匈奴为首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约束在了阴山以北的“穷地方”。相较而言，秦朝和明朝的长城虽也形成了“界墙”，但都将西北冲要之地的河套草原拱手让给了游牧民族。黄河流域变成了中原与北方共享的土地，势力消长之间，就给了对手以发展壮大的空间。所以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汉、唐除外），没有了鸡鹿塞的长城，对中原政权来说，只能起到被动防御的作用，而很难用于主动进攻。
第二，汉朝在鸡鹿塞“高筑墙”，则大大扩张了汉人的力量，同时削减了胡人的数量。以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第一勇将吕布为例，他的家乡就在河套草原，恰好位于当时的长城以南不远。在汉朝把他算作汉人，但若在秦朝或者明朝，身长九尺的吕布就是胡人了。
在另一方面，当汉武帝大力推行了“马政”之后，汉人也即拥有了进攻性的骑兵，迅速弥补了同匈奴骑兵之间的差距。然而还不止于此，虽然同样利用骑兵来进攻，汉与匈奴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汉军的骑兵进攻，是同长城的防御功能相结合的。关于这一点，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有明确的阐述，在《浣洋诀》中也有全面的总结。为备忘计，则列在下面：
盖以长城为进攻之据点，非独防守之要塞，西汉东汉一以贯之，而秦不能行也。胡兵之运在秋冬，汉兵之运在春夏，班固总结是也。盖“打秋风”者，以草原秋高马肥、利出掳掠而归藏过冬；此时若依长城而稳守不失，则胡兵无所获。冬季胡马曝于雪野，啃草根而渐羸瘦；汉马藏于圈而食粟谷，至春则肥壮灵骏不可复御！
且依胡俗，冬季胡马、胡女常怀孕，至春行动艰难。此时逐之，“孕重怠堕”，无力抗也！故前汉之霍去病于春、夏两攻河西之休屠王、浑邪王，直取四郡之地（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后汉之窦宪于公元89、90、91三年四伐北匈奴，亦春、夏而出鸡鹿塞二千里远！且驱南匈奴军、鲜卑乌桓军、羌胡军三路包抄克敌，汉军继之于后，协调诸蕃兵状，自身几无损耗！直至北单于远遁，西狩欧洲，匈奴匿迹华夏而已。此大智慧也。（武神潭：《浣洋诀外篇之变法二神赋》）
以上这段文字完全说明白了、汉军季节性的作战策略：每当秋冬之际，汉军据守长城，让秋高马肥、处于实力巅峰、一心掳掠的匈奴军无仗可打，汉人的财富物资啥也抢不到。这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汉军依托长城、坚壁清野，秋季以防御为主；胡军则“打草谷”未果，进攻一无所获。
然而等到冬天过后，双方的实力天平即行逆转：塞外的马匹由于长时间露天过冬，只能啃食雪下的草根，已处于最羸弱的状态；而且胡女与胡母马会在冬季大量怀孕，那么整个游牧部落的机动性将在三个月后大大降低。塞内的马匹却可以进行反向操作：汉人早已囤积好草料，冬季在室内喂马，甚至故意给好马供应大量的精粟、苜蓿，不惜血本地培养上等战马。如此一来，春季的汉马就成为了“悍马”，完全跟胡马不是一个等级的。加上汉军的兵器同样锋锐，此时去草原上扫荡游牧部落，就如同砍瓜切菜一般。
于是乎到了春天，我们看到东汉史书上总是这么说的：某某年春，汉军出鸡鹿塞，向西北2千里，伐北匈奴……诸如此类的文字反复出现，背后就是汉人总结的最佳实践。所以这第二阶段的特点是：汉军骑兵出长城，如同蛟龙出海，春季以进攻为主；胡军则因马匹和女人的虚弱因素，抵抗乏力、一再崩溃。
这样的胡汉攻守之间的循环操作，并不能算阴谋，不过在打明牌。然而只要坚持下去，我们看到，东汉的窦宪将军只是坚决地打了三年，就把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强大游牧民族--匈奴--基本划上了句号。
“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这是刻在《封燕然山铭》（班固所作）石碑上的话，意思是汉军将冒顿单于、老上单于这些个著名的前匈奴领袖曾经的王庭所在地，一个接一个地犁庭扫穴、焚烧一空，直到匈奴人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像样的根据地还存在。---顺便说一下，《汉书》的作者对征伐北匈奴的细节如此清楚，也是因为班固本人就在“窦宪北伐”军中担任中军参谋，为大帅出谋划策。在得胜班师回鸡鹿塞的时候，班固还请窦宪将军再派出2千汉军攻克地处汉匈侧翼的伊吾国（在新疆哈密），切断了北匈奴至西域的道路，有力地支持了弟弟班超（西域总督）经略整个西域的宏图。
漠北匈奴的根据地一个接一个地先后被拔，只因难以抵挡汉朝攻守合一的策略；汉朝的根据地则无论大小始终都在，这就是将长城防御和骑兵进攻结合起来的综合效应。最终结果是：北方众胡降顺窦宪将军，被划归早已归属汉朝的南匈奴管辖；唯一坚决对抗汉朝的北匈奴部落则只能远遁，一路辗转西迁到欧洲去了！
以上的方针之所以可行，有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汉朝能够在黄河北弯的屏障、鸡鹿塞一带“高筑墙”，独占了能够打破实力平衡的河套地区，落实了退可守、进可攻的整体策略，实现了骑兵与长城的完美结合—强大的机动能力与强大的防御能力，两开花。然而就这一点，秦朝和明朝都没能做到---鸡鹿塞远在秦、明的长城西北以外数百里，河套地区也归游牧民族所有，因此大体上，汉人只有长城防守，甚少骑兵进攻。
由此可知，竞争是力量的竞赛，但是力量会在竞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能够在不利的时候，保护自己的力量，在有利的时候，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是保全致胜而不错失战机的好策略。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必须要坚守住自己的根据地，对方的根据地则要一块块地攻克，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七八）上面说过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中心点在于一个进攻；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所以叫它做“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是实行持久战的最好的方针，也即是所谓逆袭战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实行起来，离不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三个问题。
（七九）前面已说过了自觉的能动性，为什么又说主动性呢？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竞争中，这些是前面说过了的。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集团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集团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集团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公司被制裁而缴械，是这个公司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行业的战败，也是一样。
为此缘故，竞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但主动或被动是和竞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此外，也还有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来争取自己主动和逼敌处于被动的情形。下面就来分析这几点。
（八○）主动是和竞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竞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竞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战略的主动地位，自然以战略的进攻战为较能掌握和发挥，然而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主动地位，即绝对的主动权，只有以绝对优势对绝对劣势才有可能。一个身体壮健者和一个重病患者角斗，前者便有绝对的主动权。如果美国没有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一下出几百万至一千万大兵，财源比现在多过几倍，能拿出数百万亿元对付中国，又没有民众和外国的敌对，又不实行野蛮政策招致中国人民拚死命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种绝对的优势，它便有一种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绝对的主动权。
但在历史上，这类绝对优势的事情，在竞争和战役的结局是存在的，竞争和战役的开头则少见。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屈服的前夜，这时同盟国变成了绝对优势，日本则变成了绝对劣势，结果日本失败，同盟国获胜，这是竞争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又如稀土产业的今天，这时孤立的美西方公司经过缠斗之后，已处于绝对的劣势，我国的稀土集团则造成了绝对的优势，结果敌败我胜，这是战役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竞争或战役也有以相对的优劣或平衡状态而结局的，那时，在竞争则出现妥协，在战役则出现对峙。但一般是以绝对的优劣而分胜负居多数。所有这些，都是竞争或战役的结局，而非竞争或战役的开头。
中美竞争的最后结局，可以预断，美国将以绝对劣势而失败，中国将以绝对优势而获胜；但是在目前，则双方的优劣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美国因其具有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这个有利因素，对于我们弱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占了优势，因而造成了它的主动权的基础。但是因为它的军力、经济力等等数量不够，又有其它许多不利因素，它的优势便为它自己的矛盾所减杀。及到中国，又碰到了中国的市场大、人多、产业多和坚强的民族抗争，它的优势再为之减杀。于是在总的方面，它的地位就变成一种相对的优势，因而其主动权的发挥和维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对的东西。
中国方面，虽然在力量的强度上是劣势，因此造成了战略上的某种被动姿态，但是在地理、人口、市场、工业和兵员的数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军队的敌忾心和士气上，却处于优势，这种优势再加上其它的有利因素，便减杀了自己军力、经济力等的劣势的程度，使之变为战略上的相对的劣势。因而也减少了被动的程度，仅处于战略上的相对的被动地位。
然而被动总是不利的，必须力求脱离它。在经济上和科技发展的办法，就是坚决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和发动公共市场的消磨竞争，在战役的逆袭战和侵消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对手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通过这样许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脱出了。这就是主动和被动之间、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关系。
（八一）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对手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
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为什么呢？我要优势和主动，对手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竞争就是两国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
我们承认竞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竞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竞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竞争情况和竞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
然而不管怎样的竞争情况和竞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摸底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我们有了这个“一般地正确的指导”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之间的关系。
（八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在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则反是；由于其主观错误和内部矛盾，可以将其很好的或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完全丧失，化为败军之将，亡国之主。
由此可知，竞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后起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八三）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
我们说逆袭战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在不意即无准备中。这两件事——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即是以竞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要做到这些，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因此，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团结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袭击，同时即用以封锁消息，掩护我方，使敌无从知道我方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攻击他，造成他的错觉和不意的客观基础，是非常之重要的。
民族竞争照规矩应比阶级斗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竞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竞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所有这些，也都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相互关系。击溃美国是少不了这种主观指导的。
（八四）大抵美国在其进攻阶段中，因其军力和经济力之强和利用我之主观上的历史错误和现时错误，它是一般地处于主动地位的。但是这种主动，已随其本身带着许多不利因素及其在竞争中也犯了些主观错误（详论在后），与乎我方具备着许多有利因素，而开始了部分的减弱。对手之在电信5G的卫星通讯方面被夺走垄断地位，就是显证。我在外线消磨竞争的广大发展，则使其守成的公司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虽则敌人此时还在其主动的战略进攻中，但他的主动将随其战略进攻的停止而结束。对手之实力不足，没有可能作无限制的进攻，这是他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一个根源。我之战役的进攻战，在外线的消磨竞争及其它条件，这是他不能不停止进攻于一定限度和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二个根源。俄伊阿朝的存在及其它国际变化，是第三个根源。由此可见，敌人的主动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够破坏的。中国如能在抗争方法上坚持主力集团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猛烈地发展外线的消磨竞争，并从政治上大大地发动民众，我之战略主动地位便能逐渐树立起来。
（八五）现在来说灵活性。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抗争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资源。灵活地使用资源这件事，是竞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竞争的事业，除了组织和教育人民，组织和教育军队等项之外，就是使用人力集团于抗争，而一切都是为了抗争的胜利。组织人力集团等等固然困难，但使用人力集团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之中。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竞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八六）抗美竞争对决的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执行这个方针，有人力集团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懂得这些战术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这里有时机、地点、人力集团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人力集团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发展过程中之对手集团，攻击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攻击迟了，对手集团已结束布局，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突击点选在左翼，恰当敌之弱点，容易取胜；选在右翼，碰在敌人的钉子上，不能奏效。这就是地点问题。以我之某一人力集团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人力集团执行同样任务，难于收效。这就是人力集团的情况问题。
不但使用战术，还须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分队变为逆袭分队，逆袭分队变为钳制分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变换，依据敌我双方、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产业对决的指挥如此，战役和战略指挥也是如此。
（八七）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
（八八）现在来说计划性。由于竞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实现计划性于竞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竞争的胜利。
竞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征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竞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近代技术（有线电、无线电、飞机、汽车、铁道、轮船等，以及芯片、软件、AI、新能源等）的发达，又使竞争的计划性增大了可能。但由于竞争只有程度颇低和时间颇暂的确实性，竞争的计划性就很难完全和固定，它随竞争的运动（或流动，或推移）而运动，且依竞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
战术计划，例如细分行业的攻击或防御计划，常须一年数变。战役计划，即大产业的行动计划，大体能终战役之局，但在该战役内，部分的改变是常有的，全部的改变也间或有之。战略计划，是基于竞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适用，竞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计划便须改变。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竞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竞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抗美竞争的相关指挥员，对此应当加以注意。
（八九）有些人，基于竞争的流动性，就从根本上否认竞争计划或竞争方针之相对的固定性，说这样的计划或方针是“机械的”东西。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如上条所述，我们完全承认：由于竞争情况之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竞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竞争的计划或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竞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修改，不这样做，我们就变成机械主义者。然而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竞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这点，就否认了一切，连竞争本身，连说话的人，都否认了。由于竞争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因而应之而生的竞争计划或方针，也就必须拿相对的固定性赋予它。
例如，由于芯片供应链的市场有其在一定阶段内的固定性，因而在这一定阶段内赋予相对的固定性于中国芯片产业集团的“基本的是侵消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逆袭战”这种战略的作战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战役方针，较之上述战略方针适用的时间要短促些，战术方针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时间的固定性。否认了这点，竞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竞争相对主义了。没有人否认，就是在某一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方针，它也是在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竞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这种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我们所谓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的这一点。
在绝对流动的整个竞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竞争计划或竞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
（九○）在说过了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又说过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之后，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抗美竞争应该是有计划的。竞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竞争的情况。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而一切这些，都表现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时也就表现于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之中。
【七之五，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