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镇有正式工作的工人，也就十几人。他们分布在学校、供销社、粮店、卫生所、种子站和山场的伐木点，是拿公社里的工资的。其他的人，只要年轻力壮，无论男女，都在生产队。其中有一部分是我这样的初中或高中毕业返乡落户的知青。而生产队是我们公社社员，更是我们落户知青的娘家。

　　第二天是我祖奶奶的八十大寿。天不亮，一个姓高的胖女人就来生产队套驴拉磨，给一队的社员做豆腐了。豆腐出来，太阳也出来了。豆腐无非两种，雪白的切得四四方方的水豆腐，以及像黄手帕一样干爽柔软的干豆腐。做豆腐是大人的事，换豆腐则是孩子的事。早晨起来，往往还没洗脸呢，母亲就递过一个装着黄豆的铝皮盆，打发我换豆腐。吃豆腐的人家多，豆腐做得有限，晚去就没了。

　　幽默的父亲，会划根火柴冲她比画，说要把她点着抽了。哦，母亲要真是根香烟的话，还是过滤嘴的呢，因为她常穿黄胶靴。

　　我们是村生产大队第六生产队，我家的队队离我家很近，我们家东边是个四亩左右的大池塘，池塘东边过路就是六队的场院。我家所在的六队是最大的生产队，人数多不说，它的场院，比学校的操场都大有四五亩大的一个大场院。生产队有一溜十几间长的板夹泥土堂屋，社员们叫它“队屋”。队屋的东头是制粉条的加工作坊，中间三间是生产队队部，西头是队里的仓库，还有一溜十几间的土屋西厢房，靠北面三间是放生产工具的，南边七八间是牲口棚，有十头老黄牛四匹马还有三头驴，饲养员老张头是个很和善的老光棍。队屋南面，还有一个六七米宽深的积肥池紧挨着的是在生产队前面的草房，草房前有着有几十亩大生产队的菜园。生产队说白了，就是我们农民社员的家。我们寿张集公社有三十多个生产大队，我们村是一个大队，大队长是张继绅，革委会主任是张继宽，会计是张洪财，我伯父是治保主任。大的生产队拥有三四千多亩地，全村有一千五百多人哩地，一个社员大约两亩多地。大队又分成了八个生产队。生产队队下面又分了组。生产队有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员和记工员。那时实行工分计酬，男劳力每天挣十个工分吧，女的也就七八个工分。生产队有广阔的土地，我们称为“大地”，种植着土豆、大头菜、萝卜、大葱和白菜。这些菜秋天时会被塔河镇调拨走，作为城镇居民的越冬蔬菜。队里把额定的任务完成后，余下的菜，就可自行处理了。生产队会把品质上乘的菜留着，卖个好价，以利分红。除了种菜，脑筋活泛的队长，还常承揽私活，派社员给塔河的建筑工地拉沙石，给居民区挖排水沟，给种子站栽树苗，帮林场伐木等等，捞外快。所以一队的工分，比其他生产队的值钱。也因此，二队三队的社员，总想跳到一队。但队长对社员的数量严格控制，生产队就是一个家，劳力多了，人浮于事，等于削弱队里的实力。

　　晚上我们生产队要分红。社员们把分红叫做“擗钱”，擗钱后若是结余多，队长就会张罗一台戏。生产队的仓库，放置的不仅是农具和各色种子，还有锣鼓及花花绿绿的戏服。一队有个叫兰英的女人，模样好，嗓子也好，是戏台的主角。生产队唱戏，队屋就是戏场，大炕就是戏台。听戏的除了社员，还有我的家人。我找到我的几十个返乡落户知青，我们凑在一起看戏，有说有笑地，看得好中带劲。看着看着，我与其他几个知青便觉得饿。不饿才怪呢，晚上就喝了两碗能照出人影子的照人汤，黑窝头都在家中定量，一人两个。对我这样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子，那怎么吃得饱呢。我喝完汤，放下碗要走，挨过饿的人没有不爱惜粮食的，祖母要是看我碗里剩了几粒米，就吆喝我吃干净了，而她喝粥，最后总会擎起碗，舌头绕碗边一圈，将粥汁舔光。

　　我们生产队的社员分得粮食第人才一年一二百捭，小麦更是金贵，我一家三口人一年才总共分了百多斤。得精打细算着吃，那还不够呢，戏虽然精彩，可民以食为天，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一使眼色，我就与同返乡落户知青小习一起悄悄地溜到生产队牲口饲养棚墙脚，用手沾口水往牲口棚的窗户纸上一点，点开一小口，吊眼往里瞅，饲养员老张头不在，想他可能到生产队里去听戏了吧。可牛棚门锁得紧，于是招手让小习跟我一起来到屋子后边的后窗下，示意他蹲下，我踩着他当要梯，随着小习慢慢站起，我也到了窗户治，我便攀着窗户沿，使劲把身体拉，脚用力地蹬住墙，做出努力的样子，身体往上缩，很快钻进那不大的窗户里，可我身体饿得瘦小，钻进并不大难，难的是头先进去，如何落地。凑巧的是屋里靠近后窗旁有一大木棍，我伸手可及，拉过来，拄着棍子顺利地滑下，到牛棚前，到牛儿正安静地反刍。我探身从挂在屋梁的木桶里伸手抓，那里有满满的炒黄豆，正题喂养牲口精饲料，急煞地抓了几把放入口袋中，顺着原路线从窗户里爬出来。那边戏唱得正欢，我们偷偷地溜回来，站在戏台前看戏。尽管戏台上最出彩的是漂亮的的女旦，可那有我们口的炒黄豆的美味漂亮呢？